标题：中国迈入消费主增长时代

李太勇

国内的经济增长结构一直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这也是多年来一直被人诟病的失衡的、难以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近几年也一直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追求的重要施政目标。但是多年运行结果来看，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在2000年以来，这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结构还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此次全球性深度经济危机之后，以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显露无遗。而政府为“保增长”实现的政府投资的刺激方式也把经济增长方式重新拉回到投资依赖型的增长方式，这也招致国内外学者的“重回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但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种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强调要把“结构调整”作为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人均GDP3000美元是临界点

根据联合国WDI提供的数据，按人民币当前汇价计算的2008年人均GDP水平来看，中国2008年的人均GDP为3268美元。这个水平相当于美国1965年、日本1973年、德国1972年、巴西1990年的水平、韩国1987年的水平；同时联合国根据购买力评价（PPP）确定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GNI）来看，目前中国的人均GNI水平为6000美元左右。这相当于美国1973年、德国1975年、巴西1994年的水平、日本1977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

我们分析了与目前国内人均GDP及GNI相当时的几个大国和东亚国家当时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史数据，大国选择了美国、德国和巴西，而东亚国家选择了日本和韩国。从这些国家的历史数据来看，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经济增长结构确实开始发生明显转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后期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而在前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部分国家都呈现了下降趋势，其中日本、韩国、巴西、美国转折现象明显，而德国已处于上升通道。人均GNI达到6000美元时，已基本处于上升途中。

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数据来看，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在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而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钱纳里、罗斯托等的工业化理论与发展阶段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临界点上。

中国已具备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

我国工业化正在向成熟和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消费率上升将成为基本特点。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把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根据罗斯托描述的各经济阶段的特点和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向成熟阶段的方向发展，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也具备了向大众消费阶段方向发展的条件。罗斯托的历史比较分析揭示，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一旦达于成熟阶段的终点，即可能启动大众高消费阶段。

另外，我们从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的经验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的工业化也正在向工业化阶段的高级阶段转变过程中，部分地区已达到发达经济阶段。根据联合国利用PPI数据计算的人均GNI水平，2008年中国人均GNI水平为6020美元，基本已处于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钱纳里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消费比率的提升，同时服务业的比重将显著上升。

人口红利递减与结构变化推动转变

人口红利期，储蓄率偏高，决定了投资依赖型的增长结构。1990年代以来，我国一致处于人口红利期，国内抚养比持续下降，人口年轻化特点明显，而年轻时多储蓄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也决定了我国整体来看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而储蓄率越高，说明资本过剩，资本因素价格偏低，导致投资偏高；而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导致劳动力工资水平一致停留于生存工资水平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导致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

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生产因素市场价格变化有利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转换。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09年达到高点之后，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弱，2015年人口红利将基本消失，我国的抚养比将呈大幅上升趋势，同时我国的劳动人口在2010年后也将呈下降趋势，尤其是15-25岁阶段的人口将呈快速下降趋势。

人口红利下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抚养比上升，在出生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抚养比上升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青年人比重下降，将会导致国内储蓄率下降，国内资本过剩的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会影响资本要素的价格，资本要素价格的提升可能会降低投资的动机；而劳动力的减少，前期无限供给的状况也将发生逆转，劳动力成本必然将呈快速上升趋势，国内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削弱，使得中国出口的成本竞争力下降，出口产业发展的动力也将削弱。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变化将会间接改变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对投资与出口都会带来负面效应，而消费将受益于劳动者报酬收入上升。

人口结构变化中期也将对消费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中国198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正在进入结婚、置业、生子阶段，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2010年开始25-35岁的人口群体在后期将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25-29岁的人口在2010年后上升速度更快，未来五年内这部分人群的绝对数量将增加上千万，这部分人群的结婚、置业行为将给相关消费品带来增量的刚性需求增长。

危机为增长结构转型提供契机

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国内近年来以投资和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显露无遗，也为国内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的契机。从目前全球经济复苏预期来看，虽然近期受去库存与补库存短周期的影响显示全球经济复苏有所加快，但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受金融系统修复缓慢、信贷市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危机后美国消费者对过度负债的自省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长周期的复苏可能会非常缓慢，外需未来几年对国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将会难以达到前几年的高峰水平，而外需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也决定了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持续性，因此扩大消费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唯一可行的推动力。

此次经济危机之后，众多学者与政治家把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而把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重要表象归结为：中国的过度储蓄、消费率偏低、巨额外汇储备，同时表现为美国家庭的过度消费、高负债率和巨额外汇赤字。而改变这种不平衡增长方式的结果之一就需要美国人提高储蓄率、而中国人加大消费。因此，从重构全球经济平衡的国际压力来看，需要中国对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从投资出口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广发证券 李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