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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之前你说这次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是在评估了市场风险后作出的选择,那么你认为这是技术调整还是战略撤退呢?这是不是减持的最佳时机?中国会否继续减持?
谭雅玲:此次减持美国国债不能叫战略撤退,应该是技术调整。现在减持美国国债不能代表一个趋势,只是阶段性的调整,当然这个阶段性的调整中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非常多。
一方面就目前美元升值和美元利率变化而言,现在减持可能是比较好的时机。去年年底美元相对于全年价格是比较好的水准。另一方面,从美国国债的层面来讲,除了美国经济外,我们主要关注中长期投资,而减持是在作短期调整,这是根据我国自身对外投资结构性需求作出的选择。另外我认为,此次减持行为还有一个隐含意义。一直以来中美交往期间,美国对中国在汇率、贸易等方面都显得不够公平,美国强制性地给了中国一些舆论压力,而此次减持美国国债就给了美国决策者一个很好的提示,表明中国和美国应该是一个双赢、互补的关系。或许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并没有这样的含义,但客观上无疑会暗含着这层意义。
对于中国未来增、减持美国国债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有进有出的,这并不是一个单边方向的走势,市场会对于价格、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NBD:目前,就我国外汇储备状况而言,我国的外汇资产结构应如何调整?
谭雅玲:现在的焦点是我国在货币金融资产上占主,但相对于资源储备,特别是跟金融属性密切相关的黄金而言,我国的储备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黄金储备占比一般都在40%以上,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国应采取多元化的手段。
现在关于储备的概念,日本、美国等国家已经将它延展到了资源类,这对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和企业长期的循环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国在结构上应该进一步调整。但结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制度。人们在谈论外汇储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说储备量的多少,而是这么多外汇储备究竟如何有效发挥对中国经济的推进作用,如何利用它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和筹码,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另外,我觉得,结构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实际上它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行政体制的色彩,对投资机会和风险规避而言,单纯地调结构并不是很有效。
NBD:你认为在我国的资产配置中,美国国债应该占何种比重?
谭雅玲:现在争论很大,有些人认为目前中国买美国国债买得太多,但我个人并不这么看。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去看,在国际大背景下,美元交易储备结算投资还是占大头。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5%以上,在市场交易中比重占70%以上。现在尽管欧元出台了11年,但并没有改变美元占有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现状,包括中国的货币改革实施了四五年,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又重新回到单一盯住美元的状况,在市场中人民币和美元的交易占90%,这和过去相比是没有变化的。
我认为,目前我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和国际大背景、国际制度和金融现实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美元占量很大,所以我国配置美国国债所占的比例也会很大。
另外从投资品种的选择来看,风险评估很难判断,而国债相对来讲其盈利性、收益性、安全性都是最好的,那为什么不可以投呢?在美国国债持有量的问题上,我觉得外界应该根据现实市场分布和结构来客观判断和评论。当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合理不合理还是要根据国情和专业技术,而不是盲从地认为它不好就不持有。
NBD:在今年,贬值仍然会是美元的主基调吗?你认为应该怎样有效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我国如何应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
谭雅玲:我认为贬值是美元在今年的主基调。但美元贬值恰恰也给出了可投资和入市比较好的条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元是在升值,然而美元升值和贬值都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美元贬值这个短期行为作为长期价值的评估,美元的短期价格并不代表长期价值,美元在贬值的时候它的价值魅力并没有丧失,它的市场份额、制度主导和影响力依然非常强。
我认为现在我们不能把焦点和核心问题全放在货币的价格上,落脚点应该在制度上。从外界对人民币的评论角度来讲,人们关注国际化或者关注货币开放,都是在价格问题上迂回,而严重忽略了制度问题。事实上如何实现制度改革,改革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成功,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