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园地丨笔谈： 走出“货币经济盛衰论”——秦汉魏晋货币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朱安祥 中国钱币博物馆
2024年09月13日 05:35 2人听过
古代货币史研究思潮的梳理与辨析
编者按：
货币史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对研究者而言，既要求具备通史的眼光与视野，也必须注重各个断代的特点。近几十年来，有关货币史的选题、方法、思路都有显而易见的进展，成果的整体数量和理论高度都超越了过往。为此，《中国史研究动态》特邀学者撰文，分断代梳理相关问题，反思薄弱环节，寻求将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可行性与着力点。
目 录
笔谈：古代货币史
研究思潮的梳理与辨析
走出“货币经济盛衰论”
——秦汉魏晋货币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朱安祥
宋代财政货币化研究的分歧与思考
高聪明
走向理论自觉的明代货币史研究
刘光临
TEXT
走出“货币经济盛衰论”——秦汉魏晋货币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朱安祥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一直以来，货币都是社会经济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古代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往往成为衡量某一历史时期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指标。秦汉魏晋时代作为我国古代货币发展进程中的早期阶段，受到了学界的长期关注。前辈学者以宏观研究视角考察了此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趋势，在系统阐释趋势进步与倒退的同时，总结一般规律，形成“货币经济盛衰论”这一论题，并引起学界持续、热烈的讨论。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在梳理近百年来秦汉魏晋货币史研究历程的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新思路。
一、秦汉魏晋货币史研究中的“盛”与“衰”
总的来说，学界一般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曾指出：中国古代货币史始于周代以前，至前汉前半期以此为核心的经济达到了高峰后进入衰退（《中国货币研究》，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东汉则正好处于这一衰退期，牧野巽曾将长期的战乱与铜资源的枯竭视为东汉货币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货币经济の衰退过程》，《中国社会史の诸问题》，御茶の水书房，1985年）。进入魏晋南北朝，“长期延续的上升曲线即陡然折而下降，不仅是一落千丈，而且是一蹶不振，在这一次衰落凋敝之后，久久未能恢复到固有的水平”（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因此，宫崎市定将战国秦汉划为货币经济繁荣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归于“不景气”时期（《六朝隋唐の社会》，收入《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2年）。
西汉作为货币经济发展的繁盛期，主要表现可以归为两点：其一，铜钱的铸造数量十分惊人；其二，巨量黄金频繁出现在史籍之中。基于此，学术界围绕这两类特征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遂形成“五铢钱的铸造数额”与“汉多黄金”两大热点话题。
五铢钱究竟铸造了多少？《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这里的“亿万”成为学者重点讨论的对象，加藤繁认为“亿和万万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指280亿（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5页）。徐承泰（《西汉货币铸造数量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与宫泽知之（《五铢钱の铸造额》，《文学部论集》第86号，2002年）从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铜产量等方面考察，也同意该观点。但是，秦晖却认为应该是2800亿文，他用唐代的铸币量作对比，指出：“唐代经济生活的货币化程度远不及西汉，而在货币周转速度上两者并无明显区别，因此如果说西汉货币发行量少于或等于唐代，那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关于西汉五铢钱的流通数额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如果按照2800亿来计算，西汉政府年均铸币量约为24亿余枚，这个数字甚至要远超唐代、清代鼎盛期的铸币数量，体现出汉代货币经济的高度发达水平。
清代学者赵翼早在《廿二史札记》中就提出了“汉多黄金”这一命题。彭信威仅统计了《汉书》中的赐金数量，就已经达到九十万斤之巨（《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关于“汉多黄金”的形成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是前提条件，同时西汉政府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黄金周转机制，以保障国家黄金正常的积累、循环与集中（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原因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当然，史籍中的“金”是否专指黄金，学者存有不同意见，如潘朝业认为当时的“金”与“黄金”实际上均指黄铜（《汉“金”存疑》，《文史哲》1956年第9期）。劳榦也在《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年，1319页）中指出：“汉代黄金与铜钱是可以互称的……虽然号称用金，仍多以钱折合，并不见都拿真黄金使用。”至于黄金的货币属性，龙登高认为不仅“离流通手段职能相距甚远”，同时“尚不具备价值尺度职能”（《西汉黄金非币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秦晖则持相反意见，他指出“汉金是西汉法律确立、社会接受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不容忽视”（《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关于东汉巨量黄金消失的原因，学界进一步形成了佛像涂金、流向域外、人为贮藏等多种观点，并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魏晋南北朝则被学界贴上了“自然经济”的标签。1941年，全汉昇通过详细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展状况，系统地提出了“中古自然经济”这一概念，他指出“汉末以后，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时期，实在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它有别于此时期以前（汉代）货币经济的相当发展，更有别于此时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兴起”（《中古自然经济》，《史语所集刊》10，商务印书馆，1941年）。这一观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相当一部分论著沿袭该说，并逐渐呈现出绝对化的趋势。如吕思勉先是使用了“颇盛”一词来概括秦汉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而在论述魏晋时期则总结为“币制紊乱之世”“遂至不可收拾矣”（《两晋南北朝史》，开明书店，194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82页）。李剑农更是以“货币的大混乱”为标题来形容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的衰落情形（《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66页）。高敏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极度衰退的一个时期，在货币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金属货币的混乱、实物货币的盛行与贵金属货币的消失（《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那么，“中古自然经济”是如何形成的呢？陈彦良（《东汉长期通货膨胀——兼论“中古自然经济”的形成》，《清华学报》2011年第4期）、朱安祥（《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中州学刊》2016年第4期）通过考察东汉、三国时期的货币贬损情形，认为自东汉以来社会经济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是导致“中古自然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而三国时期货币制度出现的极端混乱则正式揭开了“中古自然经济”的序幕。
与之同时，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魏晋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并没有学者们估计的那么低。何兹全通过全面考察南朝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情况，认为：“全汉昇的观点是以北方中原地区为对象而论，若以长江流域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其交换经济及钱币使用的发达”（《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14，商务印书馆，1948年）。王怡辰持赞同态度，他进一步补充道：“自然经济的观点简化了西晋、五胡、东晋、南朝、平城时期北朝、洛阳时代北朝、山东关中并列的北朝之间的个别差异。事实上，光是南朝和北朝间，政府的赋税、民间交易的媒介，甚至货币的供给量等，都有悬殊的落差，不能以五胡北朝或北朝前期的经济环境，来推论南朝也是如此”（《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3页）。蒋福亚考察了吴简中所见到的货币流通数量及“八亿钱”的出现背景，进一步指出：大体在孙吴嘉禾年间，货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功能终于恢复，社会经济走向正常，以往学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衰颓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属实（《议走马楼吴简中的货币》，《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总之，在“货币经济盛衰论”这一宏观论题形成之后，学界围绕“盛”与“衰”两大主旨展开了深入讨论，同时也形成了若干热点话题，如“五铢钱的铸造数额”“汉多黄金”“中古自然经济”等，上述成果所得出的结论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货币经济盛衰论”这一大的主题背景。于是，“货币经济盛衰论”逐渐被学界所接纳并形成共识。
二、“货币经济盛衰论”的误区与陷阱
诚然，学界在研究秦汉魏晋货币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盛”“衰”认识，为我们继续在该领域深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历史趋势与时代背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盛衰论”被学界广泛接受之后，多数学者开始将其当成一种分析工具与研究框架，或是将所有结论都建立在“西汉货币经济高度发达，魏晋时期极度衰落”这一认识基础之上。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盛衰论”当成一种研究范式，不仅会走入若干研究误区，甚至也会因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泥淖，从而无法突破固有的认知局限。这里我们还以“汉多黄金”与“中古自然经济”两个话题来作具体说明。
“汉多黄金”这一认识来源于“货币经济盛衰论”，但是此命题本身就令人产生不少误解，比如它并不是指整个两汉时代始终存在“多金”状态，此处的“汉”应指西汉，如果再具体点，则主要集中在武帝时期，其余时期并不多见；再如“多”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不仅会使人认为黄金的总体数量较大，而且还普遍应用于社会交易的各个层面。其实，林甘泉早已指出：汉代的黄金大都用于赏赐、礼聘等方面，从表面上看西汉总赐金可达90万斤，但卫青、霍去病两人因战功便获得了其中的70余万斤（《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整个武帝时期赐金数量更为80余万斤，占到了总数的89%。此外，最重要的是这种赐金大都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实际支付时并非如此。所以，那些看似数量庞大的黄金，实际进入到流通领域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如此一来，我们反观“汉多黄金”这一命题，它是否可以成立？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分析视角与研究框架去解释其他问题，或者再形成新的学术话题，如“东汉黄金消失之谜”，那么学术讨论将会陷入泥潭中，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难怪有学者将东汉黄金消失之谜看成是一个伪命题（周卫荣、孟祥伟《中国古代早期黄金与黄金货币问题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3期）。
“中古自然经济”是“货币经济盛衰论”的代表性论点，它所产生的直接问题就是：把整个中古时代定义为自然经济，很容易忽略同时并存的别种经济样式的证据。比如，随着南朝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此时货币经济一度呈现繁荣状态，史籍中频繁出现的用钱记录，显然和“自然经济”的特征不相协调。此外，如果我们拿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区域（如十六国前凉所控制的河西地区）的货币发展程度来想象整个中古均为如此，那么又将陷入“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争论陷阱。如众所知，我们既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大量中古时期使用实物货币的记载，也同样可以整理出诸多金属货币交易的记录，即便可以明确统计、量化出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流通中所占之比，我们似乎也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拉潘（JHClapham）针对“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争论现象就已经指出：“要想把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定为某一阶段，在事实上、程度上都是一个繁难的问题，不大值得探讨。”（Edwin R.A.Seligman，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7，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32, p.349）
除此之外，“货币经济盛衰论”还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时代割裂感。学界大都认为汉代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繁盛期，魏晋南北朝则属于衰落期，这样就很容易忽视从繁盛到衰落中间的质变过程。虽然我国古代货币经济的发展轨迹呈现出规律性与周期性，但无论是从“盛”到“衰”，还是由“低谷”转移至“高峰”，中间的质变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往学界大都对此关注较少，而热衷于讨论“盛”与“衰”两大主题，这样不仅会进一步放大货币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带给我们强烈的时代割裂感，而且不利于全面总结我国古代货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走出“货币经济盛衰论”
我们该如何走出“货币经济盛衰论”所带来的误区与陷阱呢？换言之，我们既要在研究过程中合理利用“货币经济盛衰论”所总结出的关于古代货币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一般规律，又要跳出它所设定的研究框架、避免陷入“盛”“衰”的争论陷阱。实际上，近年学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与启示。
货币经济发展中的“盛”与“衰”，都是社会呈现给我们的一个表象。那么，表象背后反映出的是什么？此时我们可以关注货币政策的变动情况。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不仅反映了统治阶层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基本态度与诉求，更能够决定一个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走向。举例而言，秦始皇制定“币分二等”的货币政策将秦国的币制推向全国，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政治诉求就是国家需要垄断铸币权，并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赚取更多铸币利差，从而进一步控制全国各地的民众与经济资源（臧知非《汉初货币制度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兼谈张家山汉简〈钱律〉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在这样的货币政策下，民间盗铸便会应运而生，秦朝禁止民间私铸钱便是这一问题的极好反映。随着半两钱愈发轻薄，物价极端上涨，遂导致汉初货币经济出现长期凋敝局面。因此，货币政策是深入理解秦汉魏晋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货币经济盛衰论”从整体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但更多细节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比如，汉初经济凋敝，货币制度经历了一个反复调整的过程，至文帝发行四铢半两钱之后，西汉货币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文帝竟然是先放开了私铸，然后又发行了四铢半两钱。如果按照货币流通的一般经验来看，放开私铸必定会造成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日趋滥恶，不仅新钱无法推行，怎么还会出现货币流通的繁荣景象呢？况且，依据考古出土的四铢钱实物来看，它的形制统一、重量稳定，显然没有受到私铸钱的影响。实际上，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称钱衡与近年新发现汉简中的《钱律》内容可以很好地揭示这一问题。当我们揭示出更多历史细节信息，便能在宏观背景的基础上得出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精准地阐释货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更多方面取得突破，甚至有学者建议通过重新定义“货币”概念来考察秦汉魏晋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问题（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二）》，《中国钱币》2010年第4期）。总之，我们不仅要正视“货币经济盛衰论”，还要突破它的研究范式，深入挖掘更多学术空间，如此才能在研究秦汉魏晋货币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土资料所见秦汉货币运行体系研究”（20CZS015）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如需引用，请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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