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园地丨笔谈：走向理论自觉的明代货币史研究
刘光临 中国钱币博物馆
2024年09月13日 05:35 3人听过
古代货币史研究思潮的梳理与辨析·
走向理论自觉的明代货币史研究
刘光临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香港新界）
一、理论和方法的反省与进步
货币问题在明代研究中发起很早，也取得过重要成果，如梁方仲和彭信威有关论著，但与明代人口史、市场史和财政史等相比，货币史缺乏理论自觉而依赖于资本主义萌芽、16世纪社会经济转型等邻近领域的叙述框架，研究薄弱而影响有限。最近十多年明代货币史研究有很大突破，成果丰硕，这种欣欣向荣局面的出现也和研究者对问题意识的建构及方法论上的突破等进步分不开。具体来讲，研究者梳理了以往货币研究认识模糊的区域，摆脱了侧重货币形式而忽视流通内容的陈旧观念，转而关注和通货流通相关的货币需求问题。这样在研究明代货币需求和流通时，能够将理论和证据系统地联系起来，将原来研究中看似孤立的明代货币种类（纸钞、金银、铜钱等）分类研究，与明代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如废银用钞、设立钞关、纳税折银及一条鞭法等）互相比照，同时研究方法上也有重大突破，做到了定量分析和制度研究相结合、科技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明代货币史研究的进步，也体现在研究者更加关注当时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货币流通模式的冲突和演变，并对以白银优胜论为代表的传统线性解释提出质疑。
白银在明代经济史研究有突出地位，坊间教科书多将明代中期作为中国传统货币从铜钱向白银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以往学者往往从现象上加以描述，没有对货币流通本身予以关注，也缺乏正确清晰的学理阐明，仅仅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流通时优越于铜钱的假设轻轻带过。明代货币史研究的突破首先出现在这一习以为常的领域，在汲取宋金元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后，明史研究者如黄阿明强调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实为两个不同进程，前者发端于北宋，加速并完成于金元时期，而货币白银化才是明代货币史的重要而独特的内容（《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2016年；下文简称《货革》）。这是对宋元明时期金属货币演变过程的重要梳理，因为明朝从禁银开始到白银大行于海内并代替宝钞和铜钱成为合法主导货币这一牴牾冲突的过程是宋朝以来中国历史罕见的，不能简单用钱劣银胜加以解释。
国际学术界有关大分流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国内明史学界对白银问题的关注。万明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和意义的文章，并以张居正改革作为中心系统探讨了明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转型，认为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重建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是中国两千年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万明还将白银供给与明朝兴衰相联系，认为明朝晚期市场因为明神宗推行内官税收体制而遭到严重破坏，而17世纪全球白银供应链断裂也触发了这一衰败（《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2015年第1期；《全球视野下的明朝覆没——基于白银货币化的分析》，《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虽然中西学者如全汉昇、艾维四（William SAtwell）已经尝试从全球经济崛起的背景下阐释明代中后期经济的繁荣，万明以白银作为切入点将明代中国的兴衰与全球化的进程直接关联，这在理论上属于重大创新，但是其论点在实证数据方面还有待检验。刘志伟则从王朝国家财政角度强调明代货币的演变都是在贡赋体系下发生的，首要目的在于聚集财富，白银主要是作为支付手段来运用，不同意对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影响和意义作过分强调（《贡赋体制与市场》，中华书局，2019年）。从大分流角度质疑明代货币体制的运作效率也是近年来货币史理论探讨的重点，荷尼夫（Niv Horesh）从中国—欧洲货币金融比较的角度质疑了加利福尼亚学派的观点，提出了所谓中西之间“货币大分流”，即西欧在13世纪已经在钱币铸造方面显著领先中国，而且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西欧诸国中央政府特别是英国王权对发行金属货币的垄断和对金银矿藏占有开发，以及稍后的以国债为基础的金融革命构成了其独有的发展道路（“The Great Money Divergence: European and Chinese Coinage before the Age of Steam”,《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2年）。荷尼夫的观点在具体论述上不无可争论之处，但是对于明代货币体制在中后期实际运作的低效和混乱，许多研究者都有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以来国内中青年学者后来居上，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展示了深厚功力，其出版的研究专著多具备长时段的比较视野和以问题意识推进实证研究的写作逻辑，是明代货币史研究在21世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例证。
二、大明宝钞的运行逻辑及其背景
从明初国家严格管制货币的纸钞流通过渡到中后期以民间自我规范为主的白银流通是明代货币史最显著的特色。明代第一个世纪的货币体制无疑是以大明宝钞发行和流通为中心，排斥了其他货币特别是金银在流通中的媒介作用。20世纪日本学者就重视这一现象，檀上宽将其解释为朱元璋有意剥夺江南大地主和商人的金银财富并消除其对经济的影响力，而奥山宪夫强调了大明宝钞被广泛用来支持军事行动包括战时军需、军功赏赐等，数额巨大。最近十多年中国学者比较全面地吸收了国外学者的成果而力求在实证研究上有新的发展，如邱永志指出，宝钞在明代推行强制性移民屯田、户口食盐法、士兵工资发放和朝贡贸易等制度时都有应用，配合了当时实物性财政和劳役征发制度的塑造，可以视为洪武经济秩序的支柱之一（《“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下文简称《落地》）。大明宝钞由于滥发无度而导致其在市场交换中购买力一直不断下降，最终被民间排斥而沦为废纸，但在洪武、永乐乃至宣德朝时期，宝钞作为官方发行且唯一合法的货币，《明实录》和各种方志中都有大量以宝钞锭、贯为单位的收入和支付记录，而它的发行规模和实际流通的数量尚不明了。最近学者如孙兵试图估算明朝包括全体官员俸禄、盐户工本钞和军士月盐等常规性宝钞支出（《明洪武朝宝钞的印造与支出探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黄阿明估算宝钞的临时性支出数额变化，指出其在洪武中后期到永乐朝有疯狂增长，而这与明朝在北方的战争、移民及永乐朝的全面扩张政策有直接联系（《货革》）。但是在以劳役和实物财政为中心的洪武型体制中，大明宝钞在政府收入和人员薪酬方面如何具体发挥其补充性功能，特别是政府在使用宝钞时所规定的交换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偏离了真实市场价格都有待深入研究。邱永志估算从洪熙元年到宣德四年，朝廷通过罚赃、课程纳钞和盐科折钞每年回收宝钞规模达到3500至5800万锭，这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永乐朝每年印钞730万锭的规模（《落地》），但是宝钞的信用仍然无法维系，而其原因还应从多方面探寻，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利用实录和方志资料中保存的数据来重建明初各级政府的收入，进而研究其如何应对宝钞流通时的价格问题。此外，明初其他非货币交换媒介如布绸、苏木和胡椒等也值得重视，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14年）强调郑和远航带回大量胡椒和苏木，充溢库市，非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曾起到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作者还将郑和下西洋视为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序幕，观点新颖。
三、明代金属货币流通规模、途径及其变化
关于明代货币需求在实证研究上也有突破，学者梳理了白银作为交换媒介所对应的财政需求（又分为一般财政需求及战争等特别需求）和民间市场需求等，后者又包括地方性市场的交换需求和长途贸易的货币需求（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但是对于白银货币化过程中究竟是以上何种需求发挥了关键作用则仍然有不同意见。从理论上讲，市场流通首先是货币交换，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不管是白银还是铜钱，均服务于交易需求；而能否做到这一点也成为我们研判某一历史时期货币体制效率的基础。由此而言，运用量化方法研究货币需求和实际流通规模可以深化明代货币史和市场史的研究。
吴承明最早提出明代市场在16世纪开始复苏，继之城市消费和长途贸易的兴起，到嘉靖朝达到高峰，而明代货币流通规模和市场扩张的渐进路径应当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因而从成化朝到嘉万朝这一时期必然伴随着通货供给的稳步增长。但是刘光临对明代货币存量的实证研究却对这一假定提出质疑，他推算明代前中期白银和铜钱总量极其有限，要到明代晚期才因为海外白银的巨量输入而得到成倍增长，极大缓解了明代货币供应不足而产生的钱荒和银贵现象（《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刘光临也同时比较了北宋神宗朝、明初和明代万历朝、清代乾隆朝四个时期的人均金属货币供给，发现明初处于这六七个世纪中的低谷，而万历朝也低于北宋神宗朝的人均数值，因此有明一代绝大部分时间经济发展都面临通货不足的制约，无疑会增加交易成本，也会加大价格波动的范围和机会（李春圆译，《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公元1000—15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以上研究均属估算，但显然推动了国内学界进一步思考货币流通增长的资源和路径。邱永志也指出明代货币财政的研究大多关注赋税折银化改革本身，尤其是一条鞭法，对于隆庆万历时期白银存量状况了解不够。他梳理了明末日本和美洲白银流入的时间，并比较了刘光临和李隆生关于明代白银存量的推算，认为当时白银存量达到1—2亿两是可能的，但是仍然不足以满足货币需求（《明代隆万时期的货币扩张与地方反应》，《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由此问题出发，研究者更为关注明朝通货流通的具体环节，白银之外，对同时作为交易媒介的铜钱（包括规范钱和私铸钱）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发挥作用加以关注。张瑞威分析，由于政府铸钱太少，一旦试图征收铜钱纳税，铜钱需求激增而刺激了民间盗铸，钱法败坏（《劣币与良币：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论文集》，东吴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刘光临研究表明，明代铜钱仍在实际交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当时钱法混乱无序，盗铸钱对规范铜钱的排挤才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张宁对明代银钱流通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全面研究（《15—19世纪中国货币流通变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他关注这一时期货币流通的区域差异及变化，从档案、契约、碑刻等第一手文献资料梳理出重要线索，进行统计分析，以构建一个金融地理的分析框架，充分展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明代中后期军事动员体制和货币流通的关系从寺田隆信以来一向受到重视，张冬研究了明代九边军镇在天启、崇祯朝的铸钱，认为军镇铸钱目的在于发放军饷，但效益普遍不佳，难以长期维系（《明代九边军镇铸币考论（上、下）》，《中国钱币》2019年第2—3期）。岸本美绪考察了晚明朝野对于因互市和守边所导致的白银北流问题的态度和争论，指出这是当时官绅的普遍忧虑，但是这种言论未必属于客观的经济分析，而往往是以媚外和贪污为由作为攻击政敌的手段；同时，还有一些官员主张通过开矿和铸钱来解决白银流失问题（《晚明的白银北流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四、科技考古和文献研究的结合
科技考古对于研究明代货币发行和流通意义重大，21世纪初戴志强和周卫荣等《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中华书局，2002年）、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两部专著，涉及对宋代和明代铜钱金属成分的分析，研究者收集先秦以来的有明确纪年的金属货币样本，建立成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数据库，然后应用化学方法做成分分析，这样就从冶金史角度提供了一条鉴定和研究古代钱币的科学路径。白银和铜钱在明代经济中都是作为交换媒介的流通货币，其流通总量和相互兑换价格最能彰显明代贸易规模，但是明代官方文献中关于银矿产量和铸钱数量的记载不多且孤立。流通中的铜钱主体不是明朝官炉所铸，而是保存下来的前朝铸钱特别是宋钱，还有很多是私铸钱，银两的流通也受民间标准主导，这些重要信息在官方文献里往往消匿无踪。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明代窖藏铜钱、银锭和银矿遗址的考古发现日趋增多，遍布明朝全境，而且出版了许多报告。科技考古的发现，一旦系统加以利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历史文献记载不足的缺陷。就此而言，现有窖藏铜钱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提升。
明代银矿和窖藏白银的科技考古也方兴未艾，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已达72万件，最新报告有王春法主编的《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明代白银供给分为国内矿冶和海外输入两个来源，学界对于后者一向关注并多方估算了海外白银流入的规模和过程。杨煜达和Nanny Kim重新研究了中国云南和四川、缅甸和越南边境地区的矿山开采遗址，对以往的主流观点提出挑战（Overlooked Silver: Reassessing MingQing Silver Suppl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3, No.1, 2023）。他们认为这些地方银矿的白银产量在明清时期达到20000—50000吨，超过了同期海外（日本和美洲）白银输入的数量。他们的研究主要依据田野调查，范围包括了39个明清矿冶遗址，但是遗址科技考古所能复原的往往是开采技术而对于估算真实产量仍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重构的银矿产量在证据和逻辑上能否为考古和历史学者接受尚需观察。而且他们估算这些矿冶的历史产量时也多跨越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缺乏具体的以十年或五十年为比较单位的时间维度，这对深入理解和分析明代白银存量的规模变化仍有相当距离。
五、白银在地化和货币社会史的探索
明代货币政策在宣德朝转向后，民间主导了银两铸造流通，也有学者称其为白银货币的自发秩序，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论述白银作为货币媒介如何被普通百姓或地方社会所认识和接受也成为货币史学者的兴趣所在。这种研究视野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企图将货币的流通嵌入社会生活，展现了货币作为价值实体的社会化具象。杨国安、赵士第《白银认知与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光明日报》2022年7月18日）具体研究了明代日常白银知识的形成与传播，在出版的商书如《三台万用正宗》就有银两成色的记载，而明代晚期南方沿海地区民众对于白银的认知水平明显高出北方。白银以何种载体形式被地方社会接受、流通，与明代的地方市场结构和民间需求有直接关系，而各地流通的白银称呼和成色标准也不一致，前引张宁的著作就深入区分了行钱之地和行银之地，对“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金融史成说提出质疑。万明对云南货币流通从海贝到白银的嬗变做了考证，她依据《万历会计录》指出到一条鞭法时云南田赋中海贝一项全部折银，而民间交易至迟在嘉靖朝已是海贝“与银同用”，到清朝逐渐消失，这一过程揭示了明代货币流通的区域差异，也反映了印度洋贸易转型和中国的互动（《明代白银货币化：云南海贝货币消亡的新视野》，《澳门研究》2017年第3期）。邱永志借用黑田明伸关于货币秩序他律和自律的概念，选取四川、贵州流通的“茴银”为例，指出，“茴银”在正统朝前后衍生并逐渐广泛流通，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朝以降，体现了民间自律货币的坚韧性。
※ 本文系中国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十轮“量化历史研究：追录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源”之成果，并获其赞助。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如需引用，请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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