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里的那块肉，已然微微走味。母亲却仔细地冲洗，用力刮去表面那层若有若无的黏腻，再切成细丝，用重重的料酒、葱姜与花椒粉腌渍起来，预备包一顿饺子。
我委婉地劝说，她只抬眼看了看我，手下动作不停，轻声说：“好好的东西，扔了多造孽。”那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落在我与她之间的寂静里。
那一刻我明白，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并非一块变质的肉，而是一整段我未曾亲历的、饥饿的岁月。
我的父辈，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青春，是在社会巨大的动荡与物质的极端贫瘠中，浸泡过来的。
父亲的记忆里，总晃动着人民公社大食堂里，那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母亲的叙述中，永远离不开为了一小块面饼与兄弟姐妹的推让。
时代的罡风，在他们最需要营养的年纪，刻下了“匮乏”二字。这烙印，并未随着岁月的丰裕而淡去，反而沉入骨髓，成了近乎本能的节俭。
于是，那些在我眼中已无价值、甚至有害的“剩食”，在他们手中总能获得第二次生命。
过夜的粥，微微馊了，母亲会切一把碧绿的韭菜进去，煮成一锅咸粥，她吃得坦然，仿佛那一点变质的味道，本就是生活该有的、值得珍惜的滋味。
家里的碗橱，总塞着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与旧物，它们被洗净、叠好，等待着某个“或许有用”的明天。
我们这代人，基于健康与生活品质的种种劝说，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记忆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那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烙在生命底色的生存哲学，是对饥饿幽灵最执拗的对抗。
这种时代的印记，同样鲜明地烙印在那些充满仪式感的年节里。
一进腊月，家里的空气便骤然变得不同。父母虽已年迈，却执拗地要将年味操办得十足。
蒸馒头时，厨房里白雾弥漫，父亲守着蒸笼，额上汗珠细密；灌香肠更是大事，肥瘦相间的肉被细细切丁，拌上秘制的调料，再一点点灌入肠衣，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挂成一片沉甸甸的喜悦(配料量必须严格标准，配方是很有名气的"滨海香肠"配料表)。
那是一种用全身心劳力去迎接、去创造的“年”，过程里的每一份辛苦，似乎都加深了最终品尝时的那份甘甜。
我深知，这样的景象，恐难长久。再过几年，父母体力终究会跟不上这繁重的仪式，年夜饭或许会移师酒店，方便省事；馒头与香肠，满街皆可购得，味道甚至更佳。
然而，那腊月里一家人为着一餐饭，而共同忙碌的烟火气，那在蒸汽与油烟中升腾起来的、近乎神圣的期盼与喜悦，大约也要随之飘散，最终只凝固成一段模糊而温暖的记忆，成为了"乡愁"的一部分。
一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原来如此悄无声息。
我们这一代，自诩为承前启后、更为开明的一代。
我们经历了经济浪潮的翻涌，曾是转折时代里血汗工厂的主力，饱尝谋生的艰辛与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
但我们似乎比父辈“想得开”，我们旅行、消费，试图在重压之下，寻找片刻的诗与远方。
我们以为，自己足以理解这个世界的新旧更迭。
直到面对我们的子女，那另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赫然显现，才知道自己错了。
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储蓄与忍耐，在他们眼中或许是“不懂生活”；在我们斟酌于性价比时的犹豫，在他们看来可能全无必要。
他们生于一个物质极度丰盛、信息空前爆炸的时代，他们的世界由全球化的潮流，与瞬息万变的网络文化构成。
他们更注重当下的体验，更敢于为兴趣与热爱付费，更习惯于拥有并迅速迭代，而非长久地持有与珍惜。
我试图向他们解释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与不安，那些关于住房、医疗、养老的沉重话题，他们听得认真，眼神里却带着一种难以完全共情的疏离。
正如我无法真正理解父母对一块变质肉的执著，他们或许也永远无法真切感受到，我们对“不确定的未来”那份深植于基因的恐惧。
代沟，原来并非一道可以填平的浅壑，而是一座座无法逾越的峻岭。
每一代人，都被各自的时代洪流裹挟，在特定的历史河床上，冲刷出迥异的思维与情感脉络。那是时代打在每一个群体身上、独一无二的烙印。
我们站在自己这座山的峰顶，遥望另一座山上父母或子女的身影，中间是弥漫的时光之雾。
我们大声呼喊，听到的，却往往是经过山谷扭曲的回音。
我们能做的，或许并非是徒劳地试图铲平这山岭，要求对方走过来。而是在这峻岭的两端，努力去辨认、去理解那座山之所以形成的风雨与地质。
然后，学会欣赏那不一样的风景。当我再次看到母亲端上那盘，或许仍带一丝异味的饺子时，我选择的不再是理性的辩驳，而是沉默地夹起一个。
我品尝的，不再仅仅是食物本身，而是一段我未曾走过的、充满风霜的生命历程。那味道，复杂而深沉。
这峻岭，隔绝了我们，却也定义了我们。它让生命在差异中，呈现其厚重的层次，让理解在艰难的跨越中，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