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凡天丨交易场所究竟缺乏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人才
交易场所究竟缺乏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人才
近日，李总理表示，政府要把精力更多放在监管上，探索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对新业态、新模式等不要一上来就“管死”。习主席也曾经指示，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这五大政策关系。而对于目前陷于“清整”期的商品现货市场来讲，其应有的政策“红利”，虽然伴随着“强监管”而日渐“稀缺”，但相应的政策对这一市场的创新发展，相信仍将网开一面地给予支持。只是业内如果“会错”政策本意，而再肆无忌惮地继续挥霍、僭越有关政策“红利”和定位，那么，其后果是什么，相信亦不难以预测。
事实上，对于包括现货市场在内的、所谓交易场所及企业而言，其实并不缺乏其领导者、操盘者。因为，真正的这样或那样的经营主体，并不缺乏想管人、能管钱的“总裁”；因为，真正的这样或那样的运营“高手”，并不缺乏从商品和资本及金融市场“玩透”了“K线图”的操盘者。那么，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市场及其企业，究竟缺乏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缺的就是不管人事、不管钱财，只管做事的运营或项目“总监”；缺的就是向“操盘手”们及领导者提供“操盘”和经营管理规则的“幕僚”、规划师。
这样的的市场“总监”和“幕僚”、规划师，就是各个交易场所一系列交易产品和服务产品、以及其产品体系的设计者、架构者；就是市场从交易产品到服务产品的、一系列产品或品种“武器”和“***”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如此可知，搞了那么多年的这样或那样的市场——甚至包括市场监管，还搞不清谁是学习、使用武器的人，谁是设计、制造武器的人，并从企业诸制度上明确谁是优先级，谁是劣后级，那岂不是包括所谓现货市场在内的、这样或那样的交易场所及其企业、行业——甚至也包括市场监管当局，最大的悲哀吗？！
有鉴于此，笔者将从产业人才、技术人才、市场人才和制度人才这四个方面的人才需求，分三篇来简述国内包括现货市场在内的诸交易场所过往、当今及未来所面临的人才缺乏。
一、交易场所极其缺乏的产业人才
基于所谓的交易场所主要定位为现货市场，同时，基于这一定位及属性所构成的其市场参与主体、服务对象，又主要为中小企业及其行业，以及相应的名、优、特商品生产流通企业及其市场，因此，交易场所亟需的产业人才，不仅在生产领域或资产端运营方面，也在服务领域或资金端运营方面。在此之中，最为亟需、且稀缺的，是能够对这两个领域或运营方面，进行客观、系统而科学的产业融合能力的人才。
事实上，上述的人才需求，恰恰反映了基于现货市场定位的交易场所，所必须争夺、运营的两个流动性资产资源——即商品流动性或产业资产资源，以及资金流动性或金融资产资源。其中，对于所谓的商品现货市场而言，商品流动性或产业资产资源争夺、运营的重要性，其实比争夺、运营资金流动性或金融资产资源更为重要。因为，那是以现货市场“标榜”的交易场所，其交易标的或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产品体系设计、并可持续开发和建立、建设的根本。
另外，对于基于现货市场定位的交易场所来讲，另一项重要的市场功能所亟需的人才，就是为承接或接续现货市场的价格实现，而进行以虚务实或脱虚向实的第三方运营体系，以及其相应的运营人才。而令笔者最为遗憾的，恰恰是这方面的、第三方运营人才，以及上述的争夺、运营商品流动性或产业资产资源的人才，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基于现货市场定位的交易场所，所最为忽视、且稀缺的人才——尤其是其中能够融会贯通的复合型市场运营人才，更是奇缺。
交易场所究竟缺乏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人才
二、交易场所极其缺乏的技术人才
基于现货的所谓交易场所，究竟缺乏什么样的技术人才呢？是缺乏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交易程序的设计及开发、应用等编程人才？还是为上述编程、以及为市场的进一步的产品开发提供算法的技术人才？如此等等。从微观的市场层面看，这是；但从宏观的市场层面看，则不是。因为，目前从所谓的云计算、高频交易、区块链及微盘等技术来看，显然这方面的技术及人才的储备，已经超过了基于市场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其产品体系等一系列的交易技术设计、开发及应用的技术及人才的储备。其业内用计算机语言及技术，来准确、及时地表现平台所需要的交易和服务功能的开发者、设计师，其实并不缺乏。
难道是缺乏基于市场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其产品体系的设计、开发及应用人才？其实是，也不是。是，是因为所谓的基于现货的交易场所，并不缺乏精熟掌握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技术人才。而这些人才，恰恰也是目前基于现货的交易场所，却向着类金融、类期货及类证券等畸形建设发展的重要人为因素之一。不是，则是因为时至今日“爆炸性”建设发展的所谓现货交易场所，极其缺乏能够从现货市场自身所亟需的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产品体系方面，产融一体、产研一体及期现一体的为所谓的现货市场，设计、开发及应用相应交易技术的人才。
那些前置于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设计、开发及应用——当然也包括前置于所谓的“操盘手”及其“交易技术”的应用，并通过前瞻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地为其提供技术需求的，能够脱虚向实、融会贯通地通过差异化和按需性的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其产品体系的设计、开发及应用，来服务于现货市场定位及发展方向的交易技术人才，才是当今及未来基于现货的交易场所，所极其缺乏的人才。他们无一不是现货交易平台所有的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其产品体系——甚至包括交易规则、市场制度的设计开发者及系统架构师。
另外，对于一些交易系统编程及数据算法之类的技术人才而言，他们也应当了解现货交易场所所提供的交易产品、服务产品及其产品体系等基本情况。之所以谈这些人才要了解一些市场，是希望系统编程能够明了前端需求和后端编程的结点或结构在哪里、是什么；是希望基于数理统计的所谓算法，能够基于诸数据而与软件、平台和指数等，形成有机的系统关联和体系架构。当然，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交易场所这类轻资产投资企业来讲，上述一系列技术人才的吸收、运用，则极其重要地考验着相应市场企业的管理成本的效能。这其中，不仅考验着其市场及企业的系统性规划水平；不仅考验着其相应管理及财务成本的性价比，更考验着市场企业的、包括团队权益及绩效考核等企业制度、文化建设的客观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而这些，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也是以下第三点及第四点所要谈的有关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交易场所极其缺乏的市场人才
搞不清楚商品权益和资本权益的本质区别及相互关系，却要搞所谓的现货权益市场；搞不清楚商品和资本价值、价格的本质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却要大搞所谓大宗现货及其衍生的现货期权、微交易。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痛快”怎么来。却不知这种市场僭越、混乱的市场经营管理及其建设发展，稍有差池就必然步入歧途、而难以扭转其方向性的错误；就不能预防性地给予市场风险，进行制度性的隔离、转化；就不能前瞻性地对政策风险追诉，保持自身市场应有的主动性和正确应对。试想，假如一个市场在上述的基础领域，都没有把风控做好、做到位，那么，其他的交易风险、“维权风险”等市场风险，又怎么能够根本性、主动性和系统性地给予防控呢？其市场方向性地误入歧途，并向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又怎么能够避免得了政策性、法制化——甚至市场化本身的追诉和打击呢？！
事实上，当下的所谓现货交易场所的核心参与者，不过是过往人们所谓的“长袖善舞”的资本或金融“大鳄”而已，其实算不上什么资本家、投资人；是表演在更为混乱的商业舞台上的“商贩”；是仅仅为商品价格“竞技场”上的“赌徒”，而非资本价值投资的“大亨”；是仅仅包括商品及资本在内的、价格溢价收益的“雇农”，而非包括商品及资本在内的、价值创造的“工人”。如此可知，交易场所极其缺乏的市场人才，会是什么样的人了；如此可知，所谓的交易场所的市场散户，被市场“坐庄”者“割韭菜”，而市场“坐庄”的收割者，又被政策“割了韭菜”之过，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
这是一个有关基于现货交易场所各主要或重要参与主体的、高端的市场投资运营及经营管理人才的问题。笔者希望这样的人才不要利令智昏，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才懵懂无知。否则，毁的不仅仅是其个人及其团队，更毁的是整个市场投资企业——甚至祸及整个现货市场行业。不是吗？如果这样的市场投资运营及经营管理人才，能够把其团队、其市场及其企业、其行业，安全、骄傲地带向其事业的辉煌点，这难道不是其个人的幸事；难道不是其团队、市场及企业、行业的幸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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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场所极其缺乏的制度人才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二级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商品批发体系解体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趋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所谓大宗商品市场及其交易体系，在其肇启的期货商品市场交易手段投机性深重、且固步自封的市况下，“落后”发展起来的现货商品市场，至今仍然陷于交易技术或“模式”等方面简单、“粗暴”抄袭期货及证券、金融市场，并在市场及政策之间屡屡僭越，以及在自身体系内也异常混乱的环境之中。从而，也就使得现货市场的市场化及法治化制度的建立、建设，至今难以满足自身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并难以据此为现货交易场所提供可靠、坚实和前瞻的制度保障。
事实上，对于现货交易场所的制度建立、建设而言，是要就包括交易规则及模式在内的、一系列市场制度，进行系统的设计、设立，并使之具有广泛而实际的兼容性。这个系统性兼容，一是基于政策方面的；二是基于法律方面的；三是基于行规方面的；四是基于利益方面的。如此可知，包括现货、期货市场在内的所有交易场所，其单一方面的制度建立及建设并不难，其相应的制度建立及建设的人才，也并不匮乏。但是，一旦要将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系统而兼容地建立、建设于有关交易场所的市场制度及其体系之中，那就难了——其人才的缺乏，也就显而易见了。
当然，在有关现货交易场所的制度兼容性之中，要分出主体性兼容和方向性兼容两部分。其中，主体性兼容，主要突出在市场参与主体所基于的行规、利益方面；方向性兼容，则主要突出在市场环境所面临的政策、法律方面。
比如在市场制度主体性兼容方面。现货交易场所对市场参与主体的保障与约束，是亟需用制度来给予明确、落实的——如市场与会员之间的相互保障、约束；会员之间的相互保障、约束等。而市场参与主体的相互利益，亦不过如此——如利用信用制度，来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就必须使得这一制度，能够做实、做真，并做得有用、有价值。如此等等的制度建立、建设，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人才来设计、设立。
还比如在市场制度的方向性兼容方面。市场对政策环境的适应，并不仅仅是今时对这一政策进行解读，明日对那一政策进行应对，就可以做到市场对政策环境的适应的，还必须对政策的整体布局和系统脉络，了如指掌、心知肚明。如此前自诩很了解政策的姚振华，其实败就败在了后者、而非前者。而至于法律方面，业内所最缺乏的、适用于交易场所制度建立和建设的人才，就是能够从我国及国际整体的法律框架中，找到适用于商品现货市场存在与发展的法理性。并以此法理为基础，为行业的立法“鼓与呼”；为涉事市场及企业、以及当事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从执法到司法的法律支持。
事实上，从现货交易场所“学而优则仕”的中远期、分散式柜台交易，到份额化、发售制及所谓的“二元期权”、“微交易”等，其所面临的“类期货”、“类证券”及“类金融”的政策及学术怀疑、针砭，就不绝于耳。就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各现货交易场所的市场制度，“千疮百孔”地成为上述期货、证券及金融市场的抄袭物、剽窃者，而并没有从中去结合自身市场的定位、特性，来形成标志性的、独一无二的市场制度——甚至包括基于这样的市场制度所应当形成的市场手册、交易技术及行业或产业氛围与环境。如此等等。
在中国现货交易场所这个“倒行逆施”的发展进程中，有关从市场企业的人才组织，到市场行业的人才培训，其实都存在严重的资源性匮乏问题。在这些人才匮乏之中，最缺乏的，就是缺乏能够将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有机而系统地结合救民的人才。而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包括现货市场在内的、所有交易场所的行业性问题，还是中国整个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严重“偏科”的问题；还是我国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就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相互之间及各自内部之间，自我对立矛盾、却难以矛盾统一的问题；更是我们就市场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相互作用，从理论到实践都认识不客观、不系统和不科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