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边昱 顾会忠
2025年03月05日 06:38 江苏
作者|著名钱币学者边昱先生
字数|约10000字
明朝中期至清朝末年是中国商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在长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从普遍的商品贸易发展到大规模的商品贸易阶段，商品的种类覆盖了大部分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农产品为例，除了传统的农作物稻、麦、梁、菽、桑、麻和棉花等之外，经济型农作物如桑、麻、茶、甘蔗、荔枝、龙眼、蓝靛、杉漆等广泛交易、大量流转，同时，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各行各业对于其他行业产品的依赖性大大增加，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1，北京“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2，而“楚中谷米之利，散给海内几遍”3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当时的商人以地域为纽带，成立了诸如山西帮、安徽帮、广东帮、宁波帮等等商人团体，商帮的业务横跨南北东西，商业网点遍布全国，货通天下。商业化必然伴随着货币化，商品交易规模和频次的增加加大了对同时具备便携性、价值稳定性的货币需求。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市场被迫开放并为外资控制，客观上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洋务运动中仿效西方的企业制度，中国创办了新式的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国内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
[上海泓盛2021年春拍-古钱 纸钞专场拍品，光绪三十三年华商上海信成银行拾圆纸币，上海地名]
这一时期，北京、平遥、汉口、广州、泉州、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商品经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快速发展。此外，贸易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商路扩展、国际贸易量扩大，广州、福州、泉州、厦门与菲律宾、日本、交趾、马来半岛、泰国、爪哇进行海上贸易;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与西亚国家及俄罗斯进行陆路贸易。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发达的近代化商业城市
中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以约开商埠为主，包括《南京条约》开放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北京条约》开放的天津和喀什噶尔(今新疆自治区喀什市);《天津条约》增开的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马关条
约》开放的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等通商口岸。光绪二十二年(1896)后，出现了许多自开商埠，包括吴淞、秦皇岛、南宁、武昌、长沙、济南、昆明、湘潭、辽阳、长春、哈尔滨、吉林省城、齐齐哈尔、满洲里和葫芦岛等地以及民国时期开放的赤峰、张家口、包头、徐州、济宁、
无锡、锦州、郑州等地。这些城市具有发达的交通通信业和金融业，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些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之下，还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三大城市链。
[近代时期的中南银行]
中国古代政府纸币是“建立在不足值准备软约束下的、主要依赖政府信用作为价值保证的”4，纸币一旦贬值，其损失是由社会承担，而不是由作为发行方的政府承担。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大，纸币发行的约束力会越来越小，随着中国纸币系统的环境日益开放，纸币更为广泛流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机构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国外纸币和纸币管理制度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受外资银行的影响逐步建立了近代商业银行系统。这一阶段在中国行用的纸币就发行主体而言有中国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外尚有外国的各式银行等金融机构。
[近代时期的东方汇理银行]
自清末时外国银行开始在中国大量设置并发行各种纸币，在一些通都大埠，外国银行不仅发行货币，而且其本国行用的货币也可以在中国流通。在中国的外国商业部门或企业，甚至在华外国租界的行政部门发行了各种名义的钱票、辅币在市场流通。
清末，汕头的英商德记洋行的账房开办了万昌银庄，这是汕头最早的发行无限制及无准备纸币的银庄。开平煤矿本是中国政府开办的煤矿，后被英国殖民势力攫取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行纸币，纸币有面值为壹、伍元两种，印有“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及英文“ChineseEngineering and Mining”5字样，由英国华德路印钞公司印
制。这种纸币号称公资证，但票面上注明唐山和直隶等流通地区。民国三年(1914)十月至十一月间，英国公使数次到中国外交部与中国政府交涉，以中国政府滥发铜元引起收用中国铜元的英资上海电车公司利益受损为由，要求自铸和中国五文铜元相当的铜辅币在该公司售卖车票时使用。因该公司所言自铸铜元流通无异于加重上海地区铜元的贬值，其请求被中国政府拒绝。民国十年(1921)，中国山海关海关查获一批英美烟草公司印制的准备运往中国东北行使的纸币，这些纸币上注明“此券每张可兑换奉小洋一分”字样。华商南洋烟草公司前曾发行过奖券，券上注明“此券值大洋一角，只许换本公司香烟，不换银钱”，但这批英美烟草公司发行的纸币直接注明面值，属于流通货币，为维护中国的币制统一，山海关海关查禁该批纸币。
[2022 年宜和秋季纸币专场拍品，东方汇理银行壹元纸币]
《银行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七号文《中交两行发行之辅币雏形》记录民国十四年(1925)，外商苏德尔致信上海工部局，提议由工部局发行壹、贰、伍角面值工部局纸币，后中国和交通两银行在上海首先发行辅币券予以抵制。民国十四年(1925)，英商邓禄普橡皮公司沙市分公司经理萧永寿和该公司上海总公司在沙市发行该公司纸币，发行有以千字文开头的一部，百家姓的一部，印有韵言四十字，每字一千号，约数达一百一十四万之多。该票发行后充斥市面，钱价大跌，四串多文才可换银一两，沙市金融陷于混乱。早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怡和洋行就曾发行过印有中文和英文的银元纸币，还曾在汕头发行过银票。民国十五年(1926)，营口英商太古洋行以方便找零为借口在营口擅发面值壹、贰角纸币，发行后拒绝兑换。营口道尹向英国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收回，但该公司仍大量发行，后中国政府谕令商民在三日内将之兑换成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天津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构是英国政府派驻的所谓“大英工部局”，该局于民国十八年(1929) 在租界内发行了自己印制的，可在租界内和天津市面流通的面值壹、贰、伍角三种辅币券。
[诚轩23春拍钱币专场拍品，1922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拾圆纸币]
日本对于中国的经济伤害极深，大至国家级财经政策、大型金融机构具体实施的经济措施小到遍及中国各地的厂矿、商栈等等无一不围绕掠夺这一主题运行。《***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6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山东胶海关扣留了日本在青岛沧口开设的钟渊纱厂印制的空白铜元券十一万张，纸币分贰佰文、伍佰文、壹吊文等几种，上面印有“钟渊青岛纱厂、民国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大正十二年四月三日”及“此票专为当场发给工资使用禁止市上流通”等字样。但上面还印有“只认票，不认人”，故可在市面流通。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流通的私帖》7记发行以霍尔瓦特为名的纸币，有1、3、10、100卢布及50戈比五种，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使用，该种纸币发行伊始购买力即仅为原沙俄罗马诺夫斯基纸币的一半。民国九年(1920)至民国十年(1921)，中东铁路局发行面值大洋25元期限一年的短期债券，债券由北京印刷局印制，上印有中俄两种文字，在中东铁路沿线可以用以购物，并在中东铁路局控制的各部门抵大洋流通。此外该铁路局还发行过奎盛公司纸币等。
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中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横滨正金银行的日本金票以及华俄道胜银行的金卢布票及英国丽如银行、德国德华银行、英国麦加利(渣打)银行、英国有利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友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日本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等等银行发行的纸币等影响较大，这些纸币有非常严格的发行保证制度和回笼兑换制度并凭借其信用获得民众信任，进一步发展后逐渐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货币流通圈，以致出现孙中山描述的“只相信外国银行不相信中国银行”的问题，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币制统一和金融秩序。
[诚轩23春拍钱币专场拍品，华俄道胜银行天津伍百两加盖改作哈尔滨伍百圆纸币]
外国银行的入驻和外国纸币的发行刺激并诱发了中国商业银行的产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官股、商股各占一半的股份制银行，也是第一家中国商业银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两种纸币，由此，中国近代商业银行银行券制度建立。中国通商银行称其在“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10，实际设立分行的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11分支机构，纸币亦在此间流通。
[诚轩2017秋 拍钱币专场拍品，德华银行银元券北京壹佰圆纸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信义工商储蓄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立于上海的信成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均取得货币发行权，发行纸币。商业银行重视纸币发行，努力维持兑现，中国通商银行早期章程明确规定:“出票银数，总不逾实存银两之数。"12商业银行的北四行即大陆、盐业、金城、中南四银行建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规定为十足准备，并由四行联合发行”13，“即发行一百万元钞票，有一百万元现金之准备，发行一千万元，有一千万元之准备”14。各商业银行为防止一处挤兑而影响全局，多采用分区发行制，在纸
币上加盖地名，划片流通。
[北京诚轩21秋拍钱币专场拍品，光绪二十八年橫滨正金银行银两票天津伍拾两纸币样票]
中国商业银行等华资银行兴起后，外资银行的扩张有所收敛，外资银行着重于对外贸易，华资银行成为银行领域的重要力量。进入民国后，中国民族资本银行普遍兴起，仅举天津一地之例，民国四年(1915)后，盐业、金城、中南、大陆、浙江兴业、大生、上海、中国实业、中孚、东莱和中国农工银行等先后在天津设立或来津设立分行。天津的商业银行仿照新式银行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又与传统钱业联系紧密，如盐业银行经理张松泉、副经理王郅卿、石松岩，金城银行经理阮寿岩、副经理王向宸、夏采臣，大陆银行副经理齐少芹，中南银行副经理陈汲三、李云波，大生银行张鸿卿等都出自天津的银号。天津的银行业与传统的钱业关系的融洽程度是上海所不能比拟的，这说明各地之间情形有所差异。银行与银号之间建立同业存放往来关系，银行存款银号按月息三厘计息，银号存款银行按周(年)息三厘计息(相当于月息二厘半)，由于同业存款利息存在半厘的差距，银行乐于将大量的流动资金存给银号，这些长期流动存款少则四、五万，多则十余万至数十万不等。
[诚轩23春拍钱币专场拍品，民国十六年中南银行拾圆纸币]
此外，由于近代天津的同业清算、申汇收交以及银洋买卖由银号掌握，故而银行需要委托银号进行申汇收交以及银洋交易，除了存在银号生息的款项外，还要在银号存储一定数量的款项用于代收票据等业务的办理。一般情况下，银行与银号之间会订立往来存折，收支灵便，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天津全记银号呈报商会丢失与天津交通银行之间的存折:“启者，敝号在天津交通银行立有往来存折一扣，第一千七百零一号存洋一千零五十八元六角一分，因大局不安，敝号迁移租界办公，手续忙乱将该存折遗失……此致天津总商会。天津全记银号书柬”15。这说明全记银号在拆款方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交通银行，利用交通银号的款项支持其运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天津华资银行与银号之间的关系愈趋紧密，银行业者合伙开设银号的情况十分普遍，永丰、中和、永孚、永豫、永济、和丰、肇华等大银号都有银行资本参股。当市面危险，银根趋紧时，天津银号可以向关系密切的银行办理拆借款项，银行成为银号资金紧缺时的有力支持，也是金融风潮中赖以周转的可靠保障。
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的发展致出现了以中、交两行为核心、“南三行”与北四行”等协作行关系、银行公会的同业组织关系三大华资银行层级关系16。华资银行蓬勃发展且势头迅猛，但是由于其屡次参与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难题，对社会金融发展的支持常感力不从心。
[中国嘉德2013邮品钱币秋拍，德华银行上海贰佰圆纸币]
“上海的金融界，分‘银行”钱庄’两种，照理来说，银行一开，钱庄应归于淘汰，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银行一切以银元和纸币为单位，吸收储蓄存款，放出商业贷款，从中取利，是银行唯一的生财之道，而且银行对于往来存款户用支票的，即使存有现金，概不给息，支票存款不足时，就要退票，这是必然的。..钱庄就不同了，往来存款都用庄票。庄票硬得很，凡是有资格在钱庄开户的人，必然是有身价的人，而且庄票是不退的。还有一个特点，钱庄与客户的往来，如有存款多余;照给利息。就为了这一个特点，所以豪富之家都与换进往来，开出来的庄票，都是以银两计算，为了以银两计算的关系，没有什么‘升水’和‘降水’，因为那时节所有洋行管理的房屋，房租是讲每月多少两银子，付租的人就不会在‘升水’时吃亏。还有一点，钱庄是无限公司组织，股东都是殷实的富户，要是钱庄有不稳的话，都由股东摊派偿还，一个钱也不会少的。..如此说来，钱庄的势力，在金融界中处于极优越的地位，不但历史悠久，到了银行兴起，钱庄还是占着很大的优势，银行是有限公司性质，要是银行倒闭的话，根据有限公司条例，赔偿是赔不足的”17。天津之情况类似。在一定的环境中，钱庄、银号具有银行所没有的优势。“几个人合伙经营商店，在合约签订之后，大家认定的资本，都用庄票交讫，这是表示大家的实力和身价，因为普通人是开不到庄票的。当然也有人用银行支票，不过形势便比较软弱所以逢到合伙的场合，必定叫银行开出一种银行“本票”，那么也就绝无退票的事了，款项的兑现，都是由银行负责的”18。这是中国商业银行的特点之一。
[北京诚轩2021年秋拍-古钱 金银锭 纸钞专场拍品，民国时期无年份美商花旗银行银元券壹圆反面试模样票一枚，伍圆、拾圆正、反单面试模样票各一枚，计三种五枚，均贴于美国钞票公司样票存档卡纸上]
银号与商业贸易的关系源远流长，银号在商业贸易中，尤其是为中小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中小工商业者的商业贸易活动使得银号在近代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外资银行除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外主要为各该国的洋行在华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融资服务，扶持在华企业产业发展。华资银行融资的对象有政府和规模较大的工商业者，因此，在金融市场的运行中，三种经济体各自所掌握着的金融资源存在差异，三者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为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三者必然发生业务的联系，同时，金融市场稳定与否对其都会产生影响，为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也要求三者在金融市场运作中建立相互合作的关系。仅举一例说明，在天津的对外贸易中，进口商品由各国洋行向各国订购，该国在天津的外商银行发出信用证书，授进口商以信用，由各该国轮船保险等公司装货运津。货物到津后，洋货进口华商借华资银行之周转，向外资洋行分批购进外国商品，再转售于内地客商或零售商家，而这些客商或零售商家往往要借助于钱庄、银号的融资。出口土货方向则相反，而金融之运作则相近。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天津金融市场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商业银行对中国工、农业发展有一定贡献，投机公债是其业务大端，因此其机构设置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如金城银行在民国六年(1917)至民国十六年(1927)设立的分支机构，除天津总行外，仅有北京分行、上海、汉口分庄及在南京、哈尔滨等地的办事处、代-理处、储蓄处等。
注释:
1傅筑夫:《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²傅筑夫:《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傅筑夫:《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5中国矿业工程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凤凰出版社，1991年6月。
7[日]，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流通的私帖》，东京堂书店昭和四年版。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9王廷洽:《论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钱币博览》2006年第4期，第18-21页
1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上海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
1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上海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
1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页。
1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页。
15《天津全记银号为遗失存折声明作废并备案事致天津总商会函》(1928年9月9日)，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J0128-3-006192-018
16杜恂诚:《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5月。
17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第508-509页。18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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