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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6月18日 16:5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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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时光回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朝，那时的交通可没有今日的“闪电速度”——驰道上的骏马拉着木轮车，一封文书要跑上十天半月。不过帝王出巡的仪仗车队着实壮观。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件见证秦代交通智慧的国宝——铜车马。
国家宝藏（统一气象）金银纪念币已于6月14日正式发行。该项目甄选战国秦汉时期的五件珍贵文物作为币面主体，其中15克银币之一的背面图案为秦代铜车马。这件文物是何来历？有何精妙之处？又在秦朝的发展历史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币面又是如何展现这件瑰宝，应用了哪些新工艺呢？今天就与大家一起“上车”瞧一瞧。
国
家
宝
藏
1974年秦兵马俑坑被发现后，秦始皇帝陵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为了解陵园的布局和地下埋藏情况，自1977年起，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队对陵园展开了大面积的考古普查和勘探。198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20米、距现地表7.8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在一个木椁内，因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铜车马出土时均已被压碎，但由于未被盗扰，原位没有大的变动，车马的构件基本齐全。
铜车马坑发掘现场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两乘车总重量达2302公斤，破碎为3000多片，经8年修复得以复原，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最早、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对研究我国秦代冶炼与青铜制造技术、车辆结构等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一、青铜之冠
铜车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象征着秦始皇銮驾的一部分。铜车马的形制是模仿实实在在真车的形状。以前考古发现的车都是木质的，出土时已腐朽，铜车马的出土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古代御用车驾的真实面貌。
铜车马一号车
（图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安车”，按照秦代真人车马1/2比例缩小制作，车盖以及车舆内外彩绘着精美的纹样，生动展现了秦代皇家用车的华贵富丽。两乘铜车马上的金银饰品重达14公斤，显示了铜车马高贵的等级。其中，15克银币背面图案选取的是两乘车中的“立车”，此车是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规制最高、形象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国家宝藏（统一气象）15克银币（铜车马）
铜车马（立车）的车舆为左右宽前后短的长方形，车箱一周是低矮的围栏，后侧开辟车门。车内设立一柄能够拆卸的圆形伞盖，驾车人（御手俑）在车上呈站立姿态，车上装备有弩、盾等兵器。
“立车”外侧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周天子车制的基础上，揽六国舆服，重新创立了一套专属皇帝出行所用的卤簿制度。蔡邕的《独断》中记载：皇帝车队有“大驾”和“法驾”之分，“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秦陵两乘铜车马配套出土，马匹均为白色、骖马头上有纛（dào）（穗状礼制装饰）、车轮涂朱色，车厢车盖带有精致花纹的绣锦装饰等特征，这些标志性特征与文献记载信息吻合，也能证明出土的两乘铜车应当是秦始皇卤簿车队五时副车中的两辆。
骖马头上的纛（dào）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这两乘车均为四马单辕双轮。其中，中间两匹马称为服马，主要用来驾辕；旁边两匹马协助服马拉车，称为骖（cān）马。为了使四匹马各处其位，齐力拉车，铜车马上还装有防止骖马内靠及外逸的专用部件——胁驱和缰绳。通过这些装置，骖马与服马始终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可以始终并驾齐驱。
一号铜车马（立车）
（图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从雕塑艺术角度看，四匹铜马均为站立形态，四蹄伫立，举颈昂首，鬃毛整齐，胸肌隆起，膘肥健壮。服马正立举头，目视前方；骖马的脖颈分别向左右扭动，马尾则随之略摆向相反方向，给人以摆首奋尾、跃跃欲动的感觉。
驾车的四匹马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铜车马银币完整地复刻了文物全貌，以高度的写实风格，把骏马的体态、风采、神情等特点完美、生动、惟妙惟肖地体现了出来，达到了静中寓动、呼之欲出的艺术效果，高度还原了秦代工匠高超的雕塑技艺。
二、伞盖玄机
两乘铜车马上的众多构件都是铸造成型。这些构件有的长达5米，有的长度不到1厘米，有的面积达2.3平方米，有的则不足1平方厘米，厚薄不一，形状多异。币面上的“立车”就是由数千个零部件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组装而成，工艺极为精湛，说明秦人当时已掌握了极高的青铜铸造技艺，其精密的结构与高超的技艺至今仍令人惊叹。
其中，“立车”上的“伞”十分显眼。先秦时期的马车绝大多数为立乘车，且一般不设伞盖，通常是一车多用，如狩猎、战争和礼仪活动。只有少数等级高贵的马车，或出于礼仪需要，或为了表明身份尊贵，才在车上设立可以拆卸的精美伞盖。
“立车”上的伞盖及伞座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作为秦始皇帝乘舆副车的模型，秦陵铜车马（立车）上建有一顶圆形的伞盖。伞盖并没有被固定在车上，而是插装在一件巧布机关的十字形盖座上，盖座仅放置在舆底地面，座与车舆之间没有连接关系。由此可知，立车上的伞盖实际上是一件可拆卸的大型部件。
伞盖和盖座用青铜制作，通高114 厘米，直径112厘米，将车舆全部罩于伞下。圆形的伞盖由盖冠和盖杠两大部件组成，盖冠又由盖衣、盖斗、盖弓和盖弓帽等构成。其中，盖衣为一面用青铜铸造的拱顶圆形薄片，厚0.2~0.4厘米。虽是铜铸，但盖面上微微凸起的棱线和富有特色的花纹表现出了锦帛的质感。
盖衣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撑托盖衣的支架（伞弓结构）由盖斗和22根盖弓构成。盖弓末端安装带有刺状倒钩的盖弓帽，盖弓帽插接口处有钉孔，插入盖弓后贯钉将两者固定。装上盖衣后，盖衣边缘被盖弓帽上的倒钩紧紧地钩住，从而将其平整又牢固地紧绷在盖弓上，避免因风力或颠簸倾斜。
盖衣内侧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盖杠相当于今天的伞杆，是一根铜铸的中空柱体，通高104厘米，上端与盖斗相接，其连接处及杠身中部分别有一段用错金银花纹和凸起弦棱表现的杠箍，其纹饰与同坑出土的木车上的杠箍相同。
（左）盖杠上的错金银杠箍及缠扎带
（右）同坑出土木车上的错金银杠箍
（图源“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
这个错金银纹饰也被用到了铜车马银币之上。银币背面的背景图案就是提取了铜车马伞杆特有的纹样作为设计元素，依据适圆形重新排列组合，增加了画面空间感，也呼应了铜车马的时代背景。整个设计通过对铜车马主体与背景纹样的精妙构思与融合，将铜车马所代表的 “器以载道” 思想完整地展现在画面之中。
三、尚黑文化
战国时期，阴阳家学说甚盛，当时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提出了“五行五德”学说，指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秦始皇建立中国首个大一统帝国后，推行“五德终始说”，认定秦属水德，对应黑色。《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这一制度性选择使黑色成为秦帝国的视觉符号。
铜车马本身采用了镀铬黑漆工艺，不仅防锈，更通过器物黑化来强化意识形态。这种将哲学观念、政治权威与物质文化深度绑定的模式，成为后世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的范本。
而为了表现秦朝的尚黑文化，让纪念币拥有更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币面整体在立体浮雕造型的基础上，叠加了镀金镀黑工艺。这种工艺的运用，使纪念币表面呈现出深邃厚重的玄黑底色，宛如秦代礼器般的庄重肃穆，而局部镀金的点缀则如暗夜中的星辰，既保留了青铜器般的古朴质感，又透露出帝国威仪的金辉。黑金双色的碰撞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完美诠释了“水德尚黑”的秦文化精髓。
四、轨同文远
提到“铜车马”，不知道有没有微友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是“铜车马”，而不是“铜马车”呢？
在汉语中，“车”指的是车辆本身，而“马”指的是拉车的马。因此，“铜车马”是指铜制的车辆和马匹的组合，而“铜马车”则是指整个由铜制成的马车。其实，铜车马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诗经》中就多次提到“车马”，如《十月之交》中的“择有车马，以居徂向”；《抑》中的“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山有枢》中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等，这些表明车马在古代中国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而说到“车马”，不免想到另一件珍贵国宝——先秦石鼓。在中国历史上，“石鼓”是一个专称，专指唐代出土于关中，流传至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件（现存九件半）刻有先秦文字的石鼓。
笔者拍摄故宫石鼓馆内景
每面石鼓上刻有一首四言诗辞，记述了秦国君游猎的故事，因而又有“猎碣”之称。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无论在书法艺术、历史、考古、文字发展以及文学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吾车》篇中写道：“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说的是，我的战车已坚固，我的马匹已齐备，我的车辆已完善，我的马匹已壮硕。这段文字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秦国车马文化的兴盛，展现了早期秦人的尚武精神与交通技术。
2018年发行的中国书法艺术（篆书）30克银币（金石）背面图案取材于石鼓文就来自十面石鼓之一“吾车”石。
中国书法艺术（篆书）30克银币（吾车既好）
石鼓文所载与铜车马相隔数百年，但二者在车马文化、文字演变、国家制度上存在深刻关联。“吾车既好”反映的是秦国早期的战车体系，用于游猎与征战，车体以木质为主，装饰简朴。马匹强调整齐划一，已隐含标准化雏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统治、宣扬功绩，进行了多次巡游，其中五次大规模出巡尤为著名。这些巡游不仅展示了秦帝国的威严，也推动了“车同轨”等制度的实施，而铜车马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而在第五次出巡中，秦始皇登泰山封禅，并命李斯刻石纪功，即《泰山刻石》，颂扬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强调“书同文”政策。
2018年发行的中国书法艺术（篆书）30克银币（金石）背面图案就取材于泰山刻石。
中国书法艺术（篆书）30克银币（金石）
“书同文，车同轨”，短短六个字，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早在《礼记・中庸》就便有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 描绘的是一种天下一统的理想状态，即车辆轮距相同，文字书写一致，人们遵循相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 “书同文，车同轨” 从理念变为了实际行动，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开创统一国家治理范式，以此来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以“书同文”扫清文字隔阂，用“车同轨”贯通九州动脉，这不仅是道路与文字的统一，更是经济血脉的联通、政令通达的保障、文化认同的根基，让分散的城邦凝聚成浑然一体的帝国巨轮。
如果说石鼓文中的“车马”是秦人尚武传统的起点，那么铜车马则是这一传统在大秦帝国时代的终极形态。同时，铜车马代表“车同轨”，泰山刻石代表“书同文”，前者突出“科技与制度”，后者强调“文字与传承”，二者共同构成对秦朝历史政策的解读。中国书法艺术和国家宝藏属于不同系列，但这三枚币却在文化内涵上形成互补，共同讲述秦帝国的制度成就与艺术辉煌。
以上与大家分享了秦代铜车马的相关内容，以及铜车马银币的设计与工艺，并延展回顾了相关纪念币。此时，再看来这银币上的铜车马，真正感叹它既是凝结着数学、力学、美学的青铜科技传奇，也是通过制度创新突破地理距离的象征，由此亦可见华夏大地被精密的制度齿轮紧密咬合的雄伟图景。
纪念币赏析：紫枫（赏析仅代表作者观点）
参考资料：秦始皇陵博物院官网、秦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