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houxi.com 2026-02-12 08:28 首席收藏网
壹-图案辨析
笔者近日收藏到一枚佛教题材的花钱。其正面图案为：中央佛祖端坐于莲台之上，两侧有侍者与天王立侍；右下方可见三位头戴高冠的女性形象；左下方及底部则装饰有带双翼、似鸟的动物图案。圆孔正下方为一香炉，炉下圆圈中隐约可见一人形。背面外圈环绕十二生肖，内圈图案中再次出现带双翼的动物形象，或持旗、或持斧、或手捧宝珠。左右两侧图案较为模糊：左侧似有多人立于云端，右侧则似为一端坐的妇人形象。整体铸造风格具有宋金时期的特点。
这枚花钱在收藏界通常被称为“揭钵图”。该名称至迟在200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郑轶伟博士主编的《中国花钱图典》中已出现，并广为流传（图一）。
在201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余榴梁先生主编的《中国珍稀钱币图典·花钱卷》一书中，则将其名称调整为较为中性的“礼佛图”。该书收录的一枚样品品相上佳，可作为此类钱币的标准器进行鉴赏（图二）。
“揭钵图”的典故源于《佛说鬼子母经》，讲述佛陀教化夜叉鬼子母改邪归正的故事。经文梗概为：佛陀游历大兜国时，该国有一凶恶妇人，常盗杀他人孩子吞食，失子家庭悲痛不已。阿难与众僧见此情景，回寺议论，佛陀知晓后便解释说：此妇原是“鬼子母”，有一千个儿子，五百在天上扰乱诸天，五百在人间祸害百姓，皆为鬼王。阿难请教如何制止，佛陀让僧众趁鬼子母外出时，将她所有孩子藏入精舍。鬼子母归来发现孩子失踪，疯狂寻找十日未果，悲痛欲绝。僧人引导她拜见佛陀，佛陀质问：“你失去孩子如此痛苦，为何盗杀他人孩子？”鬼子母醒悟己过，求佛陀归还孩子。佛陀授其五戒，并告诫其子众鬼伪装神灵、诱人杀生祭祀之罪。鬼子母诚心悔改，证得初果，发誓皈依佛法，愿住佛寺旁护佑众生。佛陀准许她守护求子者，并令其子鬼王摩尼钵、其姊炙匿等护持人间财产、生育平安。自此鬼子母成为护法神，受民众礼敬。民间流传的“揭钵”情节——即如来将鬼子母幼子镇于琉璃钵中，鬼子母率众魔揭钵救子而未果——实为原经文所无的戏剧化演绎（图三）。
顺着这一思路，钱币正面右下方的三位女性常被解读为鬼子母，下方圆圈中人形被视为钵中幼子，带翼动物则被看作前来营救的群魔。这一解读虽有一定逻辑，但仍存疑点：首先，鬼子母应为单独一人，图中为何出现三位女性？其次，身生双翼的形象是否确为妖魔？
带着这些疑问继续查阅图录，笔者在《花钱卷》中发现了另一枚同样名为“礼佛图”的花钱（图四）。
此钱采用浅浮雕工艺，体型较大，铸造更为精美。其正面主体构图与前述“揭钵图”花钱基本一致：佛祖居中，侍者、天王分立两旁，下方两侧为神鸟，中央位置则是一孩童跪坐于床榻状结构之上，双手合十。与此前那枚不同的是，此钱没有出现那三位疑似鬼子母的女性形象，孩童也并非被困于“钵”中，而是呈自由虔诚礼佛之态。两侧动物的形象塑造得十分清晰，右侧一尊可见鸟首、人身、鸟足及合十的双手，这正是佛教护法神大鹏金翅鸟（迦楼罗）的典型特征。
该钱背面图案也与前述钱币有所不同：左侧为一华服妇人怀抱一儿童，右侧为一妇女肩背一儿童，上下另有五名孩童嬉戏玩耍，合计七名孩童，构成民间常见的“五男二女”吉祥主题，寓意家族人丁兴旺、福泽绵长。
综合这枚浅浮雕大型花钱来看，所谓“揭钵图”的命名很可能存在误差。理由如下：第一，被视为核心人物的鬼子母形象并非固定元素，在更精美的浅浮雕钱上已被省略，而真正的揭钵故事中鬼子母是不可或缺的单一主角。第二，图中的带翼形象实为佛教护法神迦楼罗，而非妖魔鬼怪。第三，疑似“钵”与“被困”的情节，在浅浮雕钱上已转化为孩童自在礼佛的场景。
笔者认为，钱币正中的孩童形象应是“佛子”，亦称“磨喝乐”。“磨喝乐”为梵文音译，原是佛教神祇之名，一说即为释迦牟尼之子罗睺罗（Rāhula）。他天资聪颖，十五岁出家后成为佛教僧团中第一位沙弥，精进修行，终证阿罗汉果。其形象传入中土后，逐渐演变为七夕时节用于乞巧与求子的童子偶像，在宋代尤为盛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时小儿常手持新荷叶，效仿“摩睺罗”之状，乃至“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可见其已深入民俗，至今尚有不同材质、为数众多的实物传世。
实际上，除了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罗睺罗外，佛教将一切众生都视为佛子。如《法华经》所言：“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对于虔诚的佛教徒而言，祈愿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接引众生回归佛道，是一种自然的信念。因此，花钱正面图案可称为“佛子图”。原被视作鬼子母的三位女性形象实际均应为菩萨，而被称为“钵”的圆圈在当时的生肖题材花钱中也十分常见，内含物多为指代新生儿的生肖图案，并非容器（图五）。
再看背面图案：左侧云端人物，参照同时期七夕题材铜镜纹饰（图六），
很可能为主仆相伴的织女形象（铜镜图案上，除了位于上方居中的月亮左侧云端的三人外，右侧还绘有同样乘云而来的牛郎、其子及黄牛形象，指向性更强）；钱面右侧端坐妇人，则可理解为祈求子嗣的世俗女性。两面图案相结合，整体寓意可概括为“祈子图”或“仙姬送子图”，与宋代七夕节求子习俗紧密相关。而遍布图案的大鹏金翅鸟，或许象征着“喜从天降”，充当了赐予子嗣的天界使者。
与许多带有十二生肖纹饰的花钱一样，此类钱币在当时很可能是用于婚庆场合、系于嫁妆包袱上的“包袱钱”，这一习俗自宋代起在民间长期流传。
贰-研究思路
通过对以上钱币的考辨，我们可进一步归纳出一套适用于花钱乃至更广泛民俗文物研究的“三重互证”方法论。这套方法强调在单一器物解读基础上，构建系统性的观察与推理框架：
第一重：纹饰元素的内在谱系分析。
研究者首先需要对图案构成进行分解，区分核心主题与辅助纹饰。核心主题通常占据视觉中心或多次出现（如佛祖、童子、迦楼罗），辅助纹饰则可能体现非必要元素或延伸寓意（如菩萨、十二生肖）。通过梳理同一元素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方式（如迦楼罗从“疑似群魔”到清晰护法神的形象演变），可追溯其文化原义与流变轨迹。
第二重：同类型器物的横向比较。
此为“无独有偶”原则的核心实践。当某一图案解读存疑时，需主动搜集同一时期、同一主题但载体或设计细节不同的实物进行对比。例如本文中通过对比平雕与浅浮雕两钱，发现“鬼子母”“钵”等元素并非同题材器物之必需，从而动摇了“揭钵图”的命名基础。比较中应特别注意：①纹饰完整性更高或者更为清晰的样本；②带有铭文的佐证材料；③与同时期其他文物（如铜镜、石刻、绘画）的关联性。
第三重：历史文献与民俗语境的纵向印证。
器物纹饰往往根植于特定时代的信仰观念与社会习俗。研究者需将图案置于两大背景中审视：一是文献系统（如佛典、笔记），二是民间口头传统与习俗记载（如七夕磨喝乐崇拜、嫁妆包袱钱传统）。此步骤不仅能验证图案的象征含义，更能揭示其从宗教艺术向民俗吉祥物演化的社会动力。
民俗钱的密码往往并非藏在单件器物之中，而是存在于器物群的关联脉络与历史层的叠压之下。唯有通过多维度互证，方能在“纹”与“意”之间架起更可靠的桥梁。
声明：本文转载自"古泉文库"微信公众号，作者：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