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非常容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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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派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