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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兮祸兮——沙耆其人
1914年沙耆生于浙江鄞县塘溪镇沙村,父亲沙仔甫善画水墨,耳濡目染之下沙耆自幼对绘画兴趣浓厚,1932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经沙孟海推荐,跟随徐悲鸿学画,接受严格的基础训练。后由徐悲鸿介绍,于1936年年底赴比利时,次年进入皇家艺术学院,得到新写实派画家阿弗列德·巴斯天(Alfred Bastien)院长潜心栽培,刻苦勤奋,成绩斐然。1939年毕业时,获学院“优秀美术金质奖章”,他先后举办个展、联展十余次,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等大师一同展出,名声大噪,作品《吹笛女》被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珍藏。
木板油画 32×40cm。
事业刚欲起步,却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在艺术、家庭、祖国的抉择中,沙耆承受了巨大压力,1942年精神病发作,虽经治疗得以正常创作,但终究没能摆脱旧病复发匆匆回国的命运。沙耆本可在欧洲画坛,一展平生抱负,然造物弄人,被迫归国后,面对经济窘迫、妻离子散的困境,他的病情始终不得好转,甚至生活都需依仗他人照料,即便如此,他依然笔耕不辍,除擅长的油画以外,各种信纸、报纸、便笺都为其所用,留下丰富水墨创作,是后人研究其艺术的珍贵资料。
Lot.757-4 沙耆 裸女 纸本水墨 45×26.3cm。
博采众长,自成一体
在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期间,沙耆系统研究和学习欧洲传统绘画,深受迭哥·委拉斯贵兹(Diego Velazquez)、伦勃朗·莱茵(Rembrandt Rijn)、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等大师的影响,对光线、色彩和浪漫情调掌控精道,同时,他又积极吸收后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等新兴技法,画风自出机杼,创造出气势恢弘的格调。
《画室》(拍品编号760)创作于1940年代,彼时沙耆在比利时的事业如日中天,艺术精神面貌饱满。该作记录了画家们进行室内人体写生的场景,交替运用精细、粗放的色彩和笔触组织画面,人物造型坚实,色调沉着稳健,充分展现了沙耆深厚的写实功力;女子绿衣黄裙和红色幕布交相辉映,于古典中增添了些许浪漫气息;裸体模特、作画人和远处虚化的人形,恰组成稳定的三角形构图。“画室”这一主题,不禁使人联想起法国现实主义巨匠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他在经典之作《画家的画室》中打破禁忌,大胆表现裸体模特,并将自己置于画面中心,使画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极大体现。沙耆将描摹人体的场景定格于画布,致敬现实主义前辈,作画之人成了画中人,构思精巧,令人赞叹。
布面油画 35.8×27.5cm。
《瓶花与娃娃》(拍品编号761)亦创作于四十年代,是沙耆东西方艺术融合的典范。当时比利时的东方面孔并不多见,作为“异类”的沙耆,对自我身份与文化认同产生深刻思考,画家开始探索极富东方特色的绘画风格。《瓶花与娃娃》整体呈现出水墨的灰色调子,在此背景之下,大面积绿色、蓝色和粉色的使用,透露出别样的清幽之感;特别是娃娃发巾和服饰的表现,具有浓郁的浮世绘风格;花卉表现尤为精彩,绿叶短而快的笔触洋洋洒洒贯通而下,点、线、面笔触变化丰富,明暗交接清晰,突出物象体积与结构。
“省主席”沙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沙耆陆续创作了一批水墨作品,落款多为“省主席沙耆”,其子沙天行在沙耆七十年代的一首诗中发现了出处:
忽闻中华已解放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比国回故乡 便上浙江做省长
“省主席”即诗中“省长”,表达了沙耆当年希望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殷切心情。特殊时期,沙耆因精神疾病得以自由创作,不知应哀其不幸还是该为他感到庆幸。本次上拍的八件(共24幅)纸上作品,涵盖花鸟、静物、人物、动物、风景等题材,全面反映了画家此一阶段的艺术面貌。花鸟多表现枝头喜鹊和松枝仙鹤,寓意吉祥,是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静物表现美味佳肴、蔬果,反应画家闲适的生活与愉悦的心情;人物中有乡间农夫,亦有仿安格尔《泉》的裸女造型,是画家记忆中欧洲见闻的再现;鸡、牛、鹅等家畜均生动传神,是观察力和创造力结合的成果;风景皆为沙耆所居沙村小景,兼有山居读书一类传统题材,寄托画家闲情逸趣。
《饮牛》《村口》类作品被称为“报纸画”,皆绘于《文汇报》。报纸上“红光亮”的政治口号与沙耆天真烂漫的艺术创作形成鲜明对比,国家意志与个人志趣、主流与非主流因沙耆特殊的精神状态实现了不可能的结合,成为一段历史的鉴证。
墨作为此类作品唯一介质,在沙耆笔下实现了极为丰富的变化,焦、浓、重、淡、清交替,营造出空间的层次感;飞白、枯笔的巧妙运用,让画面保持舒缓有度的节奏;以黑当白、以白为黑,又为物体增加了西画的光影效果,是沙耆在中西融合道路上的成功探索。
来源:新浪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