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浅析—北洋机器局之圆、角计值银币
在悠久的中国货币历史长河中，有着许许多多制作精美、工艺绝伦的币品被后人珍藏并代代相传。每一个新颖币种的出现、发展和完善都令世人瞩目，一枚枚珍品的背后更有一幕幕饱含人文信息历史故事。
我国使用金银为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自明代以来，随着银越来越凸显其作为主要交易媒体的重要性，大额称量银重、小额制钱找兑的货币支付形式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导，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期。而距今一百多年前的清晚期，流通领域中突然出现了以汉满文字和龙纹为面的机制银币。它们一改传统的浇铸工艺，转而采用机器制造，其外部形式统一，做工规整，字体秀美，龙纹多样，版别众多，深受广大爱好者的青睐。也正是这短短几十年铸行历史让众多学者和藏友为之付出大量心血，却又乐此不疲。
北洋机器局一度成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机制币造币厂，成为早期铸行银币的生产厂之一，自光绪二十二年开始投产，至光绪二十六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896¬—1900)，北洋机器局共铸行银币五年，其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化采用圆角计值的货币，制作精良，规格统一，每一年铸行银币皆有“壹圆、五角、二角、一角、半角”大小五种规格。三个年度铸行的银币又以二十二年居奇，二十四年较为常见，其中二十三年则以版别多样，工艺精美，且因铸行量小，历史悠久，存世稀少，从而受到广大爱好者的追捧。
以二十三年一圆为例，银币正面：周边为“大清•光緒二十三年•北洋機器局造”，中环满文，从“清”字下满文旋读译为：大清光绪二十三年北洋机器局造，内圈是计值 “壹圓”，汉满文字对应有序，布局整齐。龙面：周边英文“TA.TSING.TWENTY THIRD YEAR OF KWANG HSU”(二十二年没有TA.TSING)，“ PEI YANG ARSENAL”，意思是“大清光绪二十三年，北洋兵工厂”，币面当中龙身盘踞团云之中，活灵活现，气势磅礴，虽历经百年却风采依旧。从保留至今的存世品可以看出，北洋机器局银币字迹清晰，苍劲有力，龙纹图案大多完整，龙鳞片片可寻，银币内外边齿齐全。虽存世稀少，却不时有精品出现，保存之完整让人震惊，只能说明，在当时，就引人注目并精心典藏、延续至今。由诸多历经流通的存世品可见，北洋机器局银币制作规范，工艺考究，在设计生产之初便有充份的准备工作。有记录，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报：“光绪二十二年，先就已到及自制各件，分别安设，饬匠讲究模范，务需精致周密，以防诈伪。次则轻重成色，当准墨西哥鹰洋之式，以期便于流通，不得稍有参差。其式样则一面龙文，一面錾字曰大清光绪某年北洋机器局造，凡一圆、五角、二角、一角、半角，文概从同。又敬镌满文，遵国宝圜法例也;背增英文，便中外流通也。”
北洋机器局银币设计制作精准，却也给人们带来疑惑，连续三年铸行的银币全部以“圆、角”计值，明显有异于同期其它省造银币，且自光绪25年又开始效仿其它省份开始铸行纪重银币，其背后记载着哪些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原因何在?进步还是倒退?若要解开这个谜团，还应该尊重事实，让我们一起来研究百余年前的社会，随时间的发展，追寻这种银币铸行之初的历史根源。
早在19世纪初，海外银币就已大量进入中国，在两广、闽浙、两江等地广泛流通。外国银币对中国传统币制产生巨大冲击，道光十三年(1833年)黄爵滋奏报：“盖自洋银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银币在中国沿海地区快速流通起来。19世纪，随世界银价的下跌，西方银币成为收购中国物资的法宝，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建立金本位制度，白银在这些国家已成为普通商品，因而这些国家开始为其白银寻找出路，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出银币。中国的货币金融领域，不仅受着外国银币侵占市场的影响，而且还受着诸如“镑亏”等金银比价差异的纯金属掠夺。除去外来银币的充斥和民间自铸银币的泛滥，还有制钱制度走向崩溃，在湖北“自同治以来，滇铜不旺，铜价日昂，鼓铸久停，青铜制钱本已日罕日珍，近来市面现钱日形短缺。”由于铜价上涨，中国铜钱早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出口，晚清政府曾多次下令严禁制钱出洋。制钱是晚清币制的基础之一，制钱缺乏将引发经济动荡和政府财政危机，所以流通领域急需制钱的替代品。
由此可见，官办铸币迫在眉睫。洋务运动推动了这一措施的实施，一些晚清大臣和督抚将军开始向国外购买机器，学习西方用机器铸造货币，铸造银币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试铸银币，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首先开始成规模的铸造银币。由此，中国自铸银币开始流通，正式掀开了中国近代币制的序幕。光绪二十年，清廷见广东、湖北铸行银币有一定成效，便下令各行省设立钱局铸行银元，光绪二十二年，北洋机器局改建并添置机器铸造银币，十二月，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臣覆加查核，章程尚属周妥，银元式样亦甚精致，其成色分量多系仿照墨西哥鹰洋之式，与广东、湖北式样亦属相当，可通行无滞”。与其它地方铸行银币一起，北洋机器局银币开始向社会推广、流通。和北洋机器局同时期开始铸行银币的还有四川、福建、江苏、吉林等省，其他各省银币都将钱币纪重标注在币面，唯独北洋机器局银币却何采用“圆、角”计值，而历经三年铸行流通后再度改回纪重货币也是有原因的。
晚清清廷大臣和督抚将军先后在地方设立造币厂，开铸银币以补救币制，支撑财政是清廷下定决心铸造银币的根本原因，即所谓“铸银圆不独为收回外洋利权，亦实为补救内地圜法急务。”在讨论和铸造银币的实践中，清廷的大臣和督抚们并没有认识到货币制度的重要性，而认为铸银币的最终目的首先是为了抵制外国银币在中国的流通，以收回利权，其次是补救制钱的缺乏，仅仅以为仿照眼前的技术和产品就可以解决危机，忽略了研究学习其背后的经济制度，这样就导致，北洋机器局银币在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按其计值使用，而是和所有银质货币一样被称量纪重进行交易。总理大臣奕劻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呈给光绪帝奏折中写道：“户部查，纹银价值与银元机制均随时为涨落，而涨落之数又互相参差，银元若干抵纹银若干，其势殊难悬断。今拟将一切正杂各款，凡例纳库银一两者，改为龙洋一元五角，无论中国通用纹银数千万，库帑一时未能该易，且强定数目，令彼此抵用，终恐商民不便，窒礙难行，自应毋庸置疑。”一些爱好者说，北洋机器局银币是因为成色不佳而遭到抵制，因为没有具体的历史资料，本文暂不评论，从现有资料来分析，北洋机器局银币在流通中曾遭受抵制，因银币和纹银之间有了兑换比例，计值便失去意义，北洋机器局纪值银币无奈重归传统银两制度的老路。
北洋机器局铸行“圆、角”计值银币没有达到其初想成效，但是统治阶级已经收获颇丰。 自光绪二十二年七月试铸起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止，铸造计值银币只有不到三年，“按月结报北洋大臣察覆，凡十六结，计成大小五种，合整元二百六十四万五千零七十七元七角。二十三年十一月壹千盈余有限，十二月后行用渐畅，每月盈余七八千两不等，计共盈余银七万两有奇，”由此可见，通过自铸银币能够为统治阶级挽回外国银币侵入而流失的利益。由于铸行银币在情感上是想抵制外国银币，在流通领域只不过是为了弥补制钱行用的不足，根本没有建设新货币制度的打算，因而北洋机器局计值银币仅铸行三年便出现诸多问题。人们没有以“圆、角”为单位进行交易，北洋机器局银币仍需当作 “七钱二分”银两在市场上流通，中国近代币制因为没有主辅币制度，清廷铸行银币后，银币和银两之间的币值每天发生变动。而西方国家的银币却早已走出来纪重货币的阴影，各国纷纷抽象出来自己的非纪重货币，诸如“元”“镑”“法郎”等纯货币单位，并铸造银币按枚使用。西方货币学理论将记账单位作为货币很重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人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到货币实际是衡量万物的“纯价值体”，而不是货币所穿贵重外衣的价值。在中国，一直到民国后，标有“圆”而不再纪重的局面才得以慢慢打开，从仿铸外国银币、自铸银币、到真正步入近代货币体系，中国花费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北洋机器局看似先进于其它省份的计值银币上演了一场木偶剧，受经济规律影响，计值银币失去其意义，最终回归纪重银币的道路。
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既有采用“七钱二分”，又采用“圆、角”计值的银币，这已是奇怪，但紧随其后出现了湖北和北洋出现了“一两”纪重银币，而“一两”银币和“七钱二分”银币虽都是纪重标注，但又有本质的区别，由于清廷无法清晰认识新经济形势下的货币制度，各省新铸银币刚刚推行，清廷内部又就开始了铸造“面额为一两依中国传统纪重银两的货币”还是“方行国外银币的元(即七钱二分)”的争论，拉开了近代货币史“圆、两”之争的序幕。这其中又有多少疑问摆在我们面前，它正期待我们去发掘其背后的历史信息。一枚枚留存百年的银币，正是一座座通往追寻晚清社会、经济和人文信息的桥梁。
盛世收藏风行，银币收藏在今天也被推向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在追求高品质藏品的同时，也应该抚古知今，研究其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解读其负载的历史信息，挖掘其富含的故事，也许多少显赫的人物和历史事件与这些晚清遗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疑问和答案都摆在案上供我们翻阅，让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两个历史空间在此时交汇，让人思之若饴、乐趣无穷…我们应该投入一些精力，致力于相关研究，延伸藏品的精神和内含，也为新泉友引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