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读上海银饼：晚晴沙船商联合抵制鹰洋而铸

咸丰六年（1856），上海道以本县的三家号商名义发行了一套银元，币面没有图形，只有文字，银饼上标明年号时间、地名、商号、监造人及工匠名字、成色重量。正背均四行，每行四字，共三十二字。正面：“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某某某足纹银饼”；背面：“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或五钱）匠某某造”，面额分壹两及伍钱二等。发行一两银饼的有王永盛、郁森盛、纪正记三家，发行伍钱的有经正记和郁森盛两家。银匠分别为：丰年、平正、王寿、万全。“曹平”即“漕平”，是上海地区通行银两的标准，它源于漕运，漕平壹两合36.6克，与银饼自重基本相符。“足纹”即“纹银”有清一代称符合标准的白银为“足纹”。

清人沈宝禾在《忍默恕退之斋日记稿》中记录了咸丰五年（1855）上海著名船商有二十四家，而王永盛、郁森盛分别位列第一、二名，经正记位列第十三名，均为上海著名沙船商，实力雄厚。沈宝禾日记中写道：“今早即拜王永盛桐村于咸瓜街，……此为船商之最著者”。他在上海船商二十四家名单的签注里提及的“一 王永盛 桐村”。

李鸿章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三日的《上海一口豆石请仍归华商装运片》中写道：据船商王永盛等联名禀称，沿海编岷，自开北洋海禁以后，造船出海各随地产地土着，贩运懋迁，迄今三百年来，藉此谋生……

如上所记，大豆运往江南的海上运输一直由沙船航运界承担，之后由于外国的蒸汽船也参加了航运，迫于竞争压力，沙船业界在诉苦情之时，将王永盛沙船商号写在最前面，可见，作为业界代表王永盛沙船商号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王永盛沙船号的王承荣，在咸丰九年时，还身兼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慈善堂——同仁辅元堂的董事。

沈宝禾于咸丰五年（1855）日记中有“郁森盛泰峰于乔家滨，……此为船商之最著者”，记述的附签上的二十四家名单中“二 郁森盛 乔家浜”。当时船商中排在第二位。郁家是上海的望族，号称“沙船七十余艘，雇工二千多人，企业遍于申江，人称郁半天”。郁森盛曾于1855年，即“咸丰银饼”铸造前一年捐输白银二十万两给上海道，用以修筑因上海小刀会起义而毁坏的上海县城墙。此事见王韬《瀛壖杂志》。此二十万两白银想必第二年即1856年铸成“咸丰银饼”用以修城募工费用发放，并由上海道统一支付。

沈宝禾在日记中又写道：“经正记芳洲于药局弄同仁堂，……此为船商之最著者”，在附签上的上海二十四家船商名单中，“十三 经正 记 芳洲”。同治《上海县志》第二十三卷中有记载，“经纬，字芳洲，浙江上虞人，幼孤寒，在沪习业起家，初艰于嗣孽孽为善，于邑同仁堂，后倡为辅元堂，补同仁所未及，兼司育婴堂。癸丑之乱（小刀会暴乱），各堂董星散，纬不忍听乳妇诸婴之陷，誓与堂存复，竭力措米薪，凡十有八月，而城复委办善后与邑绅士，悉心筹画纖悉钩稽……”经正记芳洲在上海艰苦起家，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创建了同仁辅元堂，特别在上海小刀会暴乱时，尽力救助了大批受难的妇女儿童。

至于上海银饼的铸监朱源裕，我们在传世的“道光二十六年”及“道光二十九年”的“江海关”五十两银锭上也看到了“朱源裕”的名字。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清政府在上海设“江海关”，对过往的商船征税，并由上海海关道衙门自设银炉熔铸宝银，称“海关道元宝”。可见朱源裕当为银炉业公信力卓著人物，并为官方承认。

明末清初，外国银元开始流入，渐为国人接受，至道光年间“洋钱盛行，凡完粮纳税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其时外国银元已流行沿海并深入内地。如早在嘉庆四年，乾隆宠臣和坤被抄家时清单上就有洋钱五万八千元，可见当时洋钱势力已达北京。

在“上海银饼”发行前，上海市场银两向以西班牙“本洋”为主要货币。十九世纪上半期，由于西属墨西哥独立，这种在墨西哥铸造的“本洋”来源断绝，“本洋”在上海求过于供，一些大商人趁机大量收囤，更加剧“本洋”供求矛盾。到1856年。“本洋”市价竟较前涨高八成以上，致使上海市面“本洋”越来越少。1855年。上海道接受驻沪外国领事门要求，准备推行新币——墨西哥“鹰洋”，与“本洋”一起流通，而当时上海“鹰洋”作价大大低于“本洋”，故遭到上海商民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1856年上海道以船商名义发行的“上海银饼”，一方面为应付流通中的货币之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对“鹰洋”的一次抵制。我们从当年驻沪外商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据1856年11月29日在沪发行的英文《北华捷报》报道：“约在同一时期，上海道采取了一弓两弦（指上海道推行“鹰洋”的同时又发行“上海银饼”）的政策，决定以纯银铸成一两重银来普遍流通。他成立一个组织，就他所有粗糙机器来说，他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可赞赏的银饼。下面就是这个银饼很精致的两面。其大小形状似银元，有花边，实重壹两，我们相信人民之间是会收受的，但对商业则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因外每月只能生产三千枚而已“。

有关上海银饼的铸造，当年在上海的一位外科医生兼传教士英国人William Lock hart，中文名为雒魏林。曾于1844-1857年在上海传教，并开设了一家医院。他目睹银饼的铸造过程，写道：“首先制成银版，就是把熔化之银液灌注到铁质的饼模上，这种饼模就像普通子弹的模型，每一套三块。银板经过称秤重量之后，就可以进入打印之手续。如果过重或过轻，就立刻送回火炉熔化。这些银块如果大小合适，重量准确，就把表面挫平，使之光滑平整，然后送去打印。压印的中文行字，有重量、制银币地方、银匠姓名、商名及地方政府官吏姓名、时间和皇帝的名字。”

“压印的钢模有正背两部分。钢模的工具呈四方形略大于银板，在钢模上雕刻钱文和银饼圆形。背面的钢模与正面钢模接合在一起成四方箱型（钢模现今存在Jermyn博物馆）。用一大块花岗石作为压印的工具，这块石头以垂直方向，放在10英尺之高度，系在木架的绞盘上。石头约有200磅重量，用绳系之并升举在绞盘中，以待下垂滑压。方型号箱里正背面的钢模中夹放着银板，石头下面包着一层厚纸。当一切就绪时，木钉放松，石头就降落在钢模上，银版就这样被压成银币。之后石头再升举，以便作下次压印之用。”

“银币”之齿边是用很简单交叉的花纹制作的。这种交叉的花纹用雕刻在八英寸长的狭窄的钢板上，然后放在同样长的铁槽中。这样可以使银币延着轧槽上的钢板溜过，将银币的边放在轧槽沟中的交叉花纹钢板上，用大拇指和二指着银币，然后用木槌在银币的边缘上轻轻地捶打。这样齿边的花纹就压印出来了，于是铸银币的过程全部完成，就交商号去使用”。

“咸丰银饼”传世很少，且都标为咸丰六年，实际发行时间仅半年，说明发行很不顺利。因制作简略而“一经发行，赝鼎百出，以致信用失坠，不久就宣告废止应用”。加之产量低，成本高，在当时难以与“鹰洋”竞争，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作为上海最大的沙船号商，拥有大批沙船，从事沿海运输，对上海港区的形成和上海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们还开设钱庄，他们铸发的上海银饼，是上海最早的自铸银元，也是中国现存最早以两为单位的银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也为清末上海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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