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轼潦倒之时曾画叉取钱 元丰通宝悬挂于房梁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是北宋文学的集大成者，与曹植、李白并称为三大“仙才”。苏轼虽然才华横溢，但人生坎坷，历经风雨，事业几起几落，多次被贬。为此，苏轼曾评价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给他的官衔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东坡在黄州官为七品散官，差遣为从八品散官，无权参与公事，实际上近似于被黄州负责看管的流放官员。但苏轼心态很好，豁达乐观，寄情山水，在黄州期间写下许多流传千古的诗词，如《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

此外，为排解苦闷，抒发情感，他还和好友、学生经常写信交流。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苏轼写下《答秦太虚书》，信中以谈家常的方式，真切地向秦观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境遇与精神状态。其中有一段，诗人是这么描写的：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

原文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源，家里老老少少一大堆人口，生活非常贫穷，必须得勤俭节约过日子：

“我刚刚到黄州，已经没有工资收入，但家中人口却没有减少，我心里十分担忧家中的日常支出。只好痛下决心，尽量节俭，把每天开支费用压缩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枚铜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枚铜钱，把它们平均分成三十份，每份铜钱都用用绳子穿起来，悬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取画叉挑取一串，挑好后就立即把画叉藏起来。当天未花完的铜钱，仍然放入另外一只大竹筒内，装好贮存起来，用来招待客人。我估计，家中的铜钱还能支撑一年多，花完了，到时我再另想其它办法。”

苏轼的“画叉取钱”，包含有五层意思：

一是，精打细算、控制成本。每天生活开支费用严格控制在一百五十枚铜钱钱之内。

二是，周密安排、统筹兼顾。每月初一，拿出四千五百枚铜钱，将其平均分成三十等份，每份一百五十枚铜钱，一天一份。

三是，保管有方、方式独特。将每份铜钱用绳子穿起来，共计30串，高高地挂在房梁上。每次取完钱，将画叉藏起来。

四是，能存则存、能省则省。每天没花完、还有结余的铜钱，放入一只大竹筒贮存，用来招待客人。

五是，量入而出、计划经济。考虑到现在生活的窘况，全家人一定要节俭过日子，不能亏空。

那么苏轼为什么在黄州生活如此贫困潦倒呢？

苏轼在黄州任“检校水部员外郎”，“水部员外郎”是工部第四司水部的副长官。但前面加上了“检校”二字，“检校”在当时不是正任之官，是散官。所以，这个职位是不发给现金薪俸的，只给点实物，大多是官府不用的酒袋，但这些酒袋是可以在市场出售，换取钱币。这一点，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也有提到，“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朝廷给苏轼的官衔还有一个是“充黄州团练副使”，地方军事长官助理，相当于今天县武装部副部长一职。按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晓，团练副使，是从八品的官员，俸禄为“禄米62石/年、月俸650钱、食料300文/月（以实物折合支取）。依照此计算，团练副使每年的收入也还是可以养家糊口、绰绰有余的。

但因为苏轼是戴罪之身，是一名犯官，所以，朝廷不给他发工资薪金、也不让他掌权管事。所以苏轼在黄州期间，实际是上是一名没权没钱不管任何事的官员，只有很少的实物补贴，而且还严格限制出行，不得离开黄州。

因为没有任何收入，一切生活开销只能“吃老本”，从以前的存款中支出。所以，面对现实的窘境，为了生活，大诗人苏轼只得采取“画叉取钱”的办法，量力而出、勤俭持家。

苏轼一家，每日精打细算花的钱名为“元丰通宝”。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铸造和流通“元丰通宝”钱，材质有铜和铁两种，面值有小平，折二二等。书体有隶、行、篆书三种，可以互为对钱。“元丰通宝”版别多样，珍普兼存。因为铸造量巨大，钱存世较多。

神宗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是北宋的繁荣时期，社会富足，百姓丰衣足食，诚如王安石在《歌元丰》中所写，“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鳟”。

北宋元丰年间，由于社会经济发达，铸钱量大增，设有铸钱监26个，其中铜钱监17个，铁钱监9个，年铸钱量最高达600多万贯，居于历朝历代之首。众所周知，物价尤其是米价，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是百姓生活安稳的晴雨表，是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神宗元丰时期的米价，每斗高不过百文或稍多些，低则至二、三十文，平时的米价大约为四、五十文[《宋史·食货志》上三，和籴]。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折宗时期（1086—1100），大致还没有多大变化[《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卷四五一]。

苏轼精打细算，每天把生活基本支出控制在一百五十枚铜钱以内，结合当时的物价，完全可以满足一家老小的生活。

苏轼“画叉取钱”的故事，也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些理财、消费方面的理念，尤其是三年疫情，更让人们懂得挣钱有多么艰辛、存钱有多么重要，自由的可贵。正如卢梭所言，“人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声明：本文转载自“钱法堂”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纪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