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宁波发现清道光信寓史实记载石碑

　　2009年12月30日，宁波发现清代道光年间记载我国民营信局史实的石碑，据悉，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民信局实物。

　　原来，宁波市集邮家郑挥老先生自从5年前发现了我国存世最早的民信局封后(贵报2004年2月26日—3月3日已作题为《宁波发现我国存世最早的民信局封——曹氏古封》的详细报道)，还很想进一步考证宁波也有我国最早的民信局，据《宁波邮志》记载，在清道光22年至光绪初年(1842——1880)宁波民信局进入鼎盛期；《奉化市志》则确切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大桥设全盛号信局”；但郑老苦于一直没能寻到实物(对近代史的研究应以实物为主，这是当今史学界的共识)。而国内目前对民信局肇始地点、肇始年代的研究，也因只见史志记载而缺乏实物依据，故史学家难以考证，诸说不一，明永乐说、清乾嘉说、清道咸说等众说纷纭。

　　就在郑老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忽有邮友告知，在宁波重点文保单位——天封塔的碑林里，有一块记载着我国民营信局史实的清道光年间石碑。郑老闻讯大喜过望，打的直奔天封塔塔院，终在天封塔下东侧碑林中，找到了那块从左侧数起为第5块、题为《信寓(即民信局)呈请禁止脚夫勒索帮费给示勒石告示碑》的古石碑。该碑高203厘米，宽78厘米，厚14厘米，圭首，石质粗糙，虽下截文字已有剥落，但字迹仍依稀可辨，碑上明确载明立碑的日期为“道光贰拾肆年叁月”，即1844年3月，这比郑老发现、经考证为1854年寄递的“曹氏古封”年代还要早上10年。

　　读完连落款共11行字的碑文，80高龄的郑老欣喜若狂直如同少年。在这块额题“奉宪勒石永禁”六字的碑上，碑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记载了清道光年间，宁波林春元等一向在甬江开办的通裕信寓，在走递瓯闽苏杭等邮路的必经之路(奉化)上，遭遇奉备(蔑称，地痞之意)李章先和脚夫李启云等敲诈勒索，“冒捏兜揽”、“勒索帮费”、“强收元寓招牌”，经鄞县(当时的宁波)王知县(立碑时当任的叶堃知县的前任)公平断案，林春元等“照旧走递”，因知县“晓谕”时常出示，今被风雨损坏，恐怕口说无凭，李启云等“仍蹈前辙”，故特此“勒石永禁”。第二部分，即碑文的第二段，则记载了当任知县叶堃的严令：“所有宁、绍寄赴瓯、闽及瓯、闽带回寄往苏、杭银信，均归林春元等走递”、“不准兜揽递送”，“自示之后，再敢阻挠争执，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从重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叶堃是一位以身殉职的好官，应该说他的吏治也是较严厉、果断的。

　　从当时宁波已有数年邮路纷争的史实来看，民信局的创办应早在此纠纷前若干年，也就是在1844年之前。石碑的发现，证实了在我国五口通商和海关邮政开办之前，宁波地区即已创办起颇具规模的民营信局(私营邮局)，这为我国民信局肇始于清代道光年间提供了历史依据。

　　那么，这块距今已有165年的珍贵石碑何以现在才“真龙现身”呢？正在开放式的天封塔塔院早锻炼的大沙泥街居民史老伯告诉记者，这些石碑原来不在这里，是从近在咫尺的城隍庙迁移过来的，也许是作为我市标志性历史建筑天封塔的点缀。因石碑年代久远，历经风雨侵蚀，有的字迹已十分模糊，甚至几乎难辨字迹，碑上又全是古代文言文和繁体字，故除专业人士外，平时很少有游客观看。

　　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章国庆可谓宁波古石碑研究的权威，他陪同记者现场介绍说，现在天封塔塔院的石碑共有17块，都是彰显宁波文化弥足珍贵的遗存。这些石碑是数年前宁波城隍庙改造时在厢房等处发现的，碑大多高2米，宽1米，最大一块高达2.5米，均为清朝中晚期所立。当时，文保部门将古碑集中堆放于城隍庙一侧，没想到由于堆放石碑的位置隐蔽，时常有不文明之人前来大小便，堆古碑处竟成了卫生死角。为此，四年前这批石碑被近距离移置天封塔下。今年上半年，文保部门又出资将古碑全部拓片，输入电脑，准备整理出书，“这些古碑都是研究宁波民风、民俗以及法律文化的极好素材”。